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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二年清明节感言—— 怀念我的父亲

    光阴如电似水流年,转瞬间又到了二零一二年的清明节了。据统计每逢“清明” 这天,将有百万人祭祀亡人(北京),每当这个时节,我特别想念我的父亲!

    我父亲名单永魁,字长臣,生于宣统元年,卒于一九七一年春夏之交的四月,享年六十岁!

    他的一生是命运多舛的一生。童年和晚年都是几经生死、历经磨难,没过过几天好日子。据我祖母说:父亲共兄弟三人,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一家几口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八岁那年经人介绍,在镇子上一家织麻袋的厂子当了童工,每天起早贪黑要干十四、五个小时的活,晚上累得干着活就睡着了,连上茅厕的时间都没有,经常把尿尿在裤子里,久而久之的患了一种叫“大头翁”的病。脑袋肿的好大!二目丰厚“封侯”啥也看不见了。家中如此清贫,孩子又病成这样简直是雪上加霜。所幸的是在那段时间,我的伯父单永生养家糊口。伯父曾拜了一位鼓书老艺人为师?? 学说书唱西河大鼓。凭着悟性和努力,伯父很快就登台演出了,观众喜欢这位能说会唱的小演员,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八岁红”。

    大伯走乡串镇不停的演出,全家人靠着一个孩子的收入才渡过了难关。之后在大伯的影响之下,我父亲、我三叔单永槐也相继拜师学曲艺。我三叔的天份很好,学会了说评书;我父亲说书的悟性差点只学会了弹三弦。再以后他们浪迹江湖、四海为家,何处能挣着钱就到何处去。

    古话说的话“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父辈他们历尽艰辛,终于在饥寒交迫中长大成人。之后,他们又来到天津这个曲艺之乡,终于苦尽甘来。天津自古就是大码头,人口多,帮头大,各种生意云集,只要你肯吃苦,吃口饱饭是不成问题的。由于我父为人忠老实,被鼓曲老艺人王福义(我外公)看中。先是雇佣他弹弦伴奏,而后又把比我父小八岁的女儿王香桂(我母亲)许配给他,那年我父二十六岁,母亲十八岁。要说明的是我母亲当时在天津曲艺界已小有名气,绰号“白丫头”,她是我外祖父家的一

    棵摇钱树!我父能娶到这样的艺人为妻真是吉星高照,一步登天!母亲十九岁那年在天津生下了我 ,这就是我生于曲艺世家的渊源。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带着我闯关东。来到东北后分别在营口、沈阳、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演出。我跟随父母居无定所,四处漂泊,全靠我母亲天生一条好嗓子“吼”出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小康之家。之后母亲又为我生下几个妹妹,如今我兄妹五人还都健在。

    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官欺、民狭、嘎子搅!私官两面是非多多,做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上下打点、多方周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父亲饱受没读过书、没文化之苦,把希望全寄托在我身上。我六岁上私塾学“人之初、性本善”;八岁上“洋”学??学国文和日文。父亲还为我请过一个老学究杨爷爷,为我业余补课,他巴不得他的儿子能早日成材,做一个有大学问将来找一个令人羡慕的好职业,改换门庭,彻底摆脱曲艺这个属下九流的行当。我从小受父母的灌输,对说书、大鼓书也十分厌烦、鄙视,暗下决心好好读书,将来做一名教师、工程师或医生。

    我小时候特淘气。捅娄子、惹祸、不懂礼数,或者学习不好都是父亲管教我。抽嘴巴、打屁股、罚跪是家常便饭,父亲手重(下手狠),我的身上经常带着伤。他们接受的是封建思想,什么“恩养无义儿,棍头出孝子”“小孩不打不成材……”。有几次因为把我打得太重了,我奶奶疼孙子,跟父亲几乎玩了命!我从小到大都不敢跟父亲顶撞,甚至受了极大的委屈也不敢分辨,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老离世。

    一九五一年一件意想不到的大祸从天而降,在同一天里我父亲、母亲、外祖父、我二舅、三舅都被公安部门带走。半年后我母亲、外祖父获释;父亲、二舅、三舅因犯包庇罪分别被判处六年、八年、五年有期徒刑,父亲那年刚好四十三岁,受其影响,我的前半辈子没得好,成了灰色身份。

    话再说回来,好不容易盼着过了近五个年头的时候,也就是说再有一年父亲就可刑满回家了。更大的意外又发生了,我母亲和父亲离了婚,把我一家老小扔在沈阳!主心骨不在了,能挣钱的老娘也走了,我如泰山压顶,心灵和经济双重的压力可想而知,这是我为什么辍学、与妻王全桂结婚、为什么又干了本就厌烦的这一行当的主要原因。

    父亲六年徒刑期满回到家中,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 爱妻改嫁走了、儿子结婚了,儿媳也没离开本行,是个说大鼓书的,而且比儿子的年龄大着八岁!是可忍,孰不可忍!后来父亲对我说:“当刑期满从监狱回到家时,恨不得一头碰死,因为我的愿望和寄托全没了,全毁了……!”

    毕竟骨肉情深,很快父亲原谅了我,但不去鞍山与我同住。他要自力更生,学评书从头再来,一扫多年依赖妻子挣钱的习惯。可是晚了,他一无文化、二年近五十岁,想说书??从头再来,谈何容易?!很快被沈阳曲艺团裁员,被迫转业到沈阳大东区的一个塑料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后来父亲也再婚,为我娶了个继母,因诸多原因感情不和口水战不断。有一次父亲为给同志家帮忙盖房,午间休息时又中了风,患上半身不遂。“屋漏偏遭连阴雨”,一个灾难连着不幸,他的晚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话说一九六九年冬,在等待下乡的前夕,我自知在鞍山待不了多久了,利用这段空闲,我把患半身不遂的父亲接到鞍山,想尽一下做儿子的孝道,这是我们父子一生当中最亲密的接触!也是父与子人生最后一次长谈!

    我们无话不说,相互交心。从儿时起聊到我入学;又聊到小时候我不听话尽淘气,还爱撒谎等等!我则埋怨父亲曾出手太重!没短了冤枉我。打我还包括打我的两个师姐(父亲的徒弟)等事有的太不应该!太过分!看得出父亲很内疚,脖子上的大筋蹦了几蹦,感慨的点了点头,发自内心的接受,说:“那个时代都这样,我那辈儿都是在打骂声中长大出徒的。唉!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另外打徒弟的事儿,都说‘打戏子打戏子’,你不打她们出不来呀!嗯,现在看来过去做得的确是太过分!”

    父亲和我面对面的坐着。我望着他那日渐消瘦的五官,那对凸出的眼睛,满是刀刻似的皱纹,一头银发及他那动作迟缓的肢体,再闪回他的不幸和遭遇……,不由得悲从中来,泪洒衣襟。当时,我是多么希望能做个孝顺的儿子,父亲能永远与我住到一起共同生活?我要以最大努力弥补我的过失,来抚慰他心灵的创痛,让他颐养天年!不幸的是,那时的我政治生命没了,即将被遣送到农村,自身难保,空有其心而无其力呀!

    在我和父亲分别的时候,老人家一手拄着棍子,一只手抚摸着我儿子老铁的头说:“田芳啊,我这辈子算完啦,你的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可不能再叫他受罪了啊!不管到农村有多苦,你都要挺着,再苦还能比监狱苦哇?我不心疼你,我是疼我的孙子。他个孩子招谁惹谁了,跟着你们去受那份罪呀?!”

    父亲说到这老泪纵横,我的心碎了!这真是:美好愿望难实现,两代霉气散不完,天公如此不作美,狭路何时能放宽?!

    我目送父亲上了回沈的客车,谁知,此番分别竟是永久的诀别,这是父亲留给我最后的影像!!

    一九七零年二月二号,小雪飘落,北风扫尘,我一家四口被遣送到台安县农村!

    一九七一年的春天,我正在地里和一大帮革命群众播种,突然大队通讯员小王跑来交给我一份电报打开一看,上面就是几个字“父病重,速回沈阳!”这封电报是我的继母发给我的。当时我想跟父亲两年多没见面了,可能老人想念我以病重为借口催我回去看他,我没有相信。我心想:爸爸啊爸爸,你好糊涂啊!难道你不知道你儿现在的处境吗?我现在生不生死不死,形同奴隶!领导能答应吗?即使我提出要求也得撞南墙!

    所以我把电报放在兜里并没声张,也没请假,因为我跟我父亲分开的时候,他的身体除行动不便,别的方面很好,我根本就不信他病了。几天之后,我依然在地里干活,小王又给了我第二封电报,打开一看上面写得是“父病危,速回!”还是我继母发给我的。这次我有点蒙了。上次的电报是病重,这次的是病危,虽只一字之差,可见,父亲的确是病了。否则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我急忙跑到大队部向书记和大队长请假,并把电报递给他们。大队长看过电报之后没说什么,大队书记说话了,他翻着眼皮瞪了我一眼把电报放在桌上:“我说老单,你是啥身份,你知道不?你是现形反革命,在我们这接受劳动监督,据群众反应你劳动成绩不怎么好,还经常喊冤诉屈,还让你老婆回城上访,别以为我们不掌握。这就是你不认罪的表现,所以不能给你假,去吧,回去干活!!!!”

    一时间我气堵咽喉,转身就走,我知道再说什么也是白搭,何必哀求呢!回到大田里,那些老乡们关心的问我怎么回事?我简单的把情况介绍了一遍,他们摇头叹气,打了几个唉声。在那种大时代的背景下,谁敢直接同情一个现形反革命呢?

    又过了几天,大队通讯员王某又递给我第三封电报,在我没看之前,心里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打开一看上写:“父病故,速回”!我当时腿一软蹲到地上哭了,电报也从我手中滑落到地上。有个老乡认得字,他拾起电报看了一眼对我说:“你爸死了?这才几天的事啊,你快上大队请假吧,跟他们好好的哀求哀求,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或许能给你假。”

    于是我又鼓起了勇气哭着跑进大队部,正好书记、队长还有其他几位干部都在,我把电报往上一递,哀求他们能准许我赶回沈阳为父亲治丧。书记沉默了片刻说:“你先回去干活吧,我们研究研究!由于你的身份特殊,我们还得向公社领导请示。”

    于是我掉着眼泪又回到田间干活,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父亲的一颦一笑浮现在眼前,我的两条腿不听使唤一个劲儿的打颤,双手不住的发抖,因为在众目之下我不便放声大哭。

    过了一会儿大队通讯员小王跑来喊我:“老单,书记叫你去一趟!”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他们同意了?准我的假了?于是我三步并成两步跑着到的大队部,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不给假。结果出乎意料,书记说:“方才我们向公社请示了,给你五天假,快点奔丧去吧!不过你可准时回来,别忘了你是受管制的人,如果到期不能按时回来,后果自负!”
    我当时被感动了,给他们深深鞠了一躬。之后我飞快的回到家跟我老伴一说,老伴也哭了,她给我凑的钱,又拿了两件衣服,于是我带着我儿子老铁迅速赶到台安县城(十八里路),登上了开往鞍山的客车。

    自被遣送下乡后,两年多没见到鞍山了!再熟悉不过的“虹桥”(可以说它是鞍山的别名)、站前广场、火车站……一样样映入眼帘。心中感慨颇多,对于这个我生活了半辈子荣辱与共的城市是既熟悉又陌生!

    我们买好了火车票,于次日凌晨回到沈阳父亲家里。一进院就看见儿墙上挂着一长串黄钱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我父居住的是大开间的房子,门帘挂在外面。我心急嫌脚慢,不顾一切的撩开门帘“咚咚咚!”砸门,可把屋内的继母吓了一大跳。继母拍着心口惊魂不定,把我们爷俩让进屋,我往炕上一看我的二妹也在这里。

    二妹妹头句话就没好气的说:“你怎么才回来?!都给你发了几封电报了,咱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怎么到死也指不上呢?”

    继母小声的嘟囔一句:“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回来了,简直太难请了!”

    听罢此话我心如刀绞,对她们的责怪我无言以对,可是她们怎么知道我的处境和难处?我强忍悲痛询问了我父亲从病重到故去的经过,我二妹妹边哭边向我说:“爸爸病倒了两个多月了,又惦记你又想你,就在他病重的时候用手捶着墙,大声的喊:“田芳啊田芳,你咋不快点回来,难道我要死的人了都不能见你一面吗?”

    她又说丧事都是她和继母两个人处理的。我爸爸生前工作的大东区塑料厂也很够意思,派来不少同事帮着在南塔火化的。我马上问:“骨灰盒现在何处?”继母说:“寄存在火葬厂了,你说往哪放啊,也不敢往家里放,都等着你回来处理呢!”

    清晨时,我拉上二妹妹和我儿子迅速赶到火葬厂的骨灰寄存处,按着号找到了父亲的骨灰,那是一只非常廉价的骨灰盒,大概才六块钱,上面镶着我父亲的一寸照片;我们抱着骨灰盒到送别厅里,那里有不少人都是悼念亲人的家属,周围一片哭声,于是我把这些天积压的悲痛全都释放出来了,顿足捶胸放声痛哭!我抱着骨灰盒说:“爸爸啊,儿看你来了,儿不孝,没有侍奉你老人家,也没有送你老人家走,我是个逆子!可是您知道吗?您儿子现在的处境是身不由己啊!”我妹妹坐在对面也陪着我哭。过了好一段时间心里松快多了,我叫我妹妹到寄存处把骨灰盒寄存的事退了。妹妹问我那你想把骨灰盒放哪?我说:”我是儿子,我带走!”

    手续办完之后,我抱着骨灰盒又回到家里。继母一看骨灰盒大惊失色:“你怎么把这东西带家里来了,可不能放到我这,我害怕!”

    我说:“您放心,我把他带回农村去!”继母这才不言语了。又过了两天,我们顺着原路回到了农村,先后仅用了四天时间,因为我不敢延误了日期。打那之后我父亲的骨灰盒就放在我们家的桌子上,用一块毛巾盖着。

    一九七五年,我带着我父亲的骨灰盒寄居在沈阳我三姨的家里。三姨一看是骨灰盒,吓得不轻,她说:“你们来投奔我可以,可这东西不能放家里,多不吉利,多吓人啊!快点找个地方,让你父亲入土为安吧。”
    我说:“三姨,我现在的处境您也清楚,这骨灰究竟怎么个入土法?咱家一无坟地,二无合法手续,想安葬也不可能啊?您老别着急,这两天我就想个办法。”
    可以这么说,为安葬骨灰盒的事情我煞费苦心,最后想到了沈阳北陵。那个地方空旷,陵寝的后面又人烟稀少,地面大,树木多应该是最理想的地方。第二天清晨,趁人迹寥寥时我和堂弟各骑一辆自行车拿了锹、镐,带上骨灰直奔北陵。按理说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可是我真没有别的法,只能这么一条路了。
    我们围着北陵转了一会儿,最后选定在陵寝后边的一块地方。那是一棵合抱着的松树,一个根两个杈儿,就好象双胞胎连在一起似的。我们把车子停好,在树下迅速挖了一个坑,用事先准备好的一块塑料布把骨灰盒包好。然后我双手抱着跪下趴在地上,把骨灰盒摆放在坑的深处又把坑填平。我对我的堂弟说:“你帮我记着点就是这棵树下,将来一旦过好了,我还要回来把骨灰起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被落实了政策,我的问题也得到了昭雪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公职,我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原单位??鞍山市曲艺团。
    一切安顿了之后,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骨灰,托朋友帮我找了一块墓地,之后我又请了假带上子女去了沈阳。干什么?去起我父亲的骨灰盒啊!!当我到了陵寝的后面一看傻眼了,没想到几年的光景北陵的变化也非常大,小树变成了大树。当年那棵有着“记号”的树说什么也找不到了!我围着宝顶(皇陵)转,全力的辨认。我们指指点点,比比划划的还招来几个看热闹的,他们投来奇怪眼神,不知我们要干什么?
    泄气!我只好对家人说:“大概就在这方圆之内吧。”第二年,我只身又到北陵找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有朋友劝我说:“老单,别找了,老爷子能在沈阳北陵‘安睡’不也挺好嘛!跟皇太极做个伴也是他老的福分啊!”
    我苦笑了一下只好做罢!至今我父亲的骨灰还在北陵,我一家现住北京,每到清明的时候看别人拉着大队祭拜先人,我的心无比难过。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星移斗转,日月沧桑,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我要对父亲说:“我和您的孙辈活的很好,倒霉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您的儿子为您争了气,为咱家露了脸。生活在和谐社会真好,安息吧我敬爱的父亲,儿孙永远都怀念您!

    二零一二年清明 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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