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往事如咽，沧海变桑田，转眼间伯父逝世二十四周年了。回想伯父在世之时，我们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一些往事时刻絮绕在心头，心情格外的沉重。一直以来，我总想拿起我手中的笔为伯父再写点什么？可又不知从何写起。我沉思了许久，就将那我所记忆中的点滴零碎跃然纸上吧！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首次见到伯父的时间姗姗来迟，大概是在60年代的末期，他老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慈祥、睿智、和蔼、亲善、坦诚健谈、幽默风趣、平易近人。他老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叫延飞，你出生在延安，表示飞向未来的，今天你到了北京来，好啊！”。我心想：何尝不想飞往北京呢，能飞得来吗？
在那知识技能贬值的年代，伯父多是要求我加强学习，最好能有一技之长，哪怕当一名工人也好，要有真本事，其他说什么都是空的。对此，我时刻铭记在心。
一度时期，我们多是利用春节探亲假时间，于正月初一随同父母，去给伯父、伯母拜年的。记得，第一次，我带孩子给她大爷爷拜年时的情景，当时，伯父很高兴地问我们孩子说：“小孙女，真漂亮啊！告诉大爷爷，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孩子毫无拘束的回答：“爷爷，我三岁了，叫芳芳”。老人家笑着说：“好啊，芳芳好啊，长大了学名就叫吴芳吧。”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伯父多次提醒我：“你要注意身体呀！每年都要进行身体检查，你的爷爷因患糖尿病，当时没有条件医疗，不到50岁就去世了，我和你爸爸还有两个叔，检查都有糖尿病，所以你们都不能大意啊！”由于老人家的坦诚开怀，我每次见到都没有拘束之感。有一次，我大胆地问伯父：“大伯，我问您一个似乎不礼貌的问题，您能告诉我吗？”大伯笑着说：“什么问题，有那么严重么？你问”，我说：“我爸他们的名三个字中间都是‘良’，您为什么是‘亮’啊？”伯父告诉我：“说到名字，还有个故事呢，其实当初我也用过‘良’，后来不用了。因为我们吴家取名，在封建宗谱里也有其固定的格式与规定，记得取名有这样十个字在宗谱有记载‘孝、友、家、庭、瑞、忠、良、邦、国、精’，你爷爷属于‘宗’字辈，所以，你爷爷官名吴忠瀛，我同你爸他们属于‘良’字辈分，你们属于‘邦’字辈。 ‘亮’与‘良’为谐音，所以我后来改用为‘亮’。当时心想以此表示对封建规定的背叛。到了你们这一代，什么‘邦’不‘邦’的，更是百花齐放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伯父是在1986年春节正月初三下午。
这一年，大年初一我们大家都没有登门给伯父拜年，父亲只是在电话里问了问伯父的身体情况，因为老人家已经失去了记忆不认识人了。我当时想，伯父不认识人，我也得去看看老人家，因为我在北京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我在征的大家的同意后，看望了伯父，我到伯父家是下午三点，当时伯母将伯父从卧室搀扶到客厅的沙发上，伯母问伯父：“你看谁看你来了？”伯父捎捎抬头望着我，嘴唇在微微颤动着说：“是延飞吧！”我看到伯父非常消瘦的面容和虚弱的身躯，怀着沉重的心情看着伯父道：“大伯，我是延飞，我来看您了，您要多保重呀！”。伯母告诉我说，你大伯能认识你，我真没有想到，你爸年前来看他，他都说不认识，他的棋友老钱，他都记不起来了，他的老秘书以及老战友来看他，他都认不出。你很长时间来看他一次，他都认识，并一口说出你的名，这大概就是缘分吧！当时，我心情虽然沉重，但我内心感到激动与欣慰，因我在伯父心目中多少还有点地位吧！不然他老肯定想不起我来。伯父没有忘记这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大侄子，我非常感谢他老。但是，谁能想到我这一次看到老人家竟是最后一次呢！
1986年9月，党中央召了开十二届六中全会。从大会新闻里得知，大伯参加了六中全会，并在大会上还作了书面发言。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刚刚开完会的10月3 日，伯父竟然走完了他的革命的人生之路，他才78岁呀！走的太早了。当我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悲痛。父亲告诉我，伯父有遗言：凡是在外地的亲属，为了不影响工作，不给组织带来麻烦，一律不要来京参加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为此，我只好发了一封电报给伯母，以表示远在千里之遥的侄儿子，对伯父的无限缅怀和深切哀悼！
曾经有人问我，你的父辈们有条件，能把你调往北京工作，他们为什么不调呢？我告诉这些同志，工作调动问题不是谁都能解决、谁都能做得到的。说实话，伯父在世时，我有过想让伯父帮我调往北京工作的念头，但我的理智说服我，不能因公徇私，给伯父增加麻烦啊！不能因个人需求使老人家为难，不能因自己的得失损害伯父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所以，我始终没有在伯父面前提起工作调动的问题。对此，我认为我是无愧于长辈们，无愧于培养我的党和教育我如何做人的老师们，我很自豪。尽管如此，并没有动摇我思念为革命奋斗了终身的——尊敬的大伯。二十多年来，我时刻怀念着。
1998年是革命导师恩格斯《反杜林论》问世120周年的纪念日，它被翻译成中国文字也有66年的历史，怎么没专家或学者写一篇文章表示纪念呢？不说纪念译者，起码对《反杜林论》问世和它传到中国也应该纪念吧！我出于对伯父的深切怀念，于是将自己珍藏的1956年、1970年、1974年，三种版本的《反杜林论》又看了一遍，写了一篇题为《伯父吴亮平与〈反杜林论〉——纪念恩格斯〈反杜林论〉问世120周年》的文章，给一家省级地方党报副刊，请求其采用，结果人家告诉我：这样的文章谁都不会用，因为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方面的东西没人爱看，所以不能用。人家说了个“谁都”，使我没有勇气再找别的报社。到了2003年，还是这一篇文章，我重新作了修改，标题换成了《伯父吴亮平与〈反杜林论〉》，给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人物》杂志社。其中：“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问世至今已有125年的历史。目前大家所能看到的《反杜林论》版本，多是中央编译局的版本。但是年轻的人们，又有多少人知道，这部外国名著被译成中国文字已有七十多年的岁月。它之所以能够早早传播到我国，是与一位老人分不开的。这位老人不是别人，就是我的伯父吴亮平(即吴黎平)。”这里面的“125年”和“70多年”是在原来我写的“120年”和“66年”的基础上改成的。
我的纪念文稿寄出一个星期后，人民出版社编辑张继华同志来电话告诉我，关于纪念我伯父的文章，领导已阅，表示准备采用，但对一些史料需要进行核实，还需要请示上级批准，才能确定，因为涉及党的最高领导人。张继华编辑还征求我的意见，他准备把《伯父吴亮平与〈反杜林论〉》作为副标题， “功不在禹下”作为正标题，问我同意不同意，我当时表示非常同意，但我的顾虑是，让别人看了后会不会认为我在“拉虎皮做大旗”？张继华编辑说，不会的，“功不在禹下”是主席对译者的评价，这样写正是体现了党的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政策。不久“人物”杂志就发表了这篇纪念、怀念伯父的文章。
我是1974年入的党，但我从来没有介绍过别人入党，所以，我曾抱着好奇之心，问过伯父介绍马海德入党的情况。于是，我将我所知道的情况，在伯父诞辰100周年前夕的2007年，又写了一篇题为《伯父吴亮平介绍国际友人马海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发往《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但一直没有消息。后来，我孩子在外地打电话问我，您怎么给网上发了关于写大爷爷的文章、并且还留有通信地址和电话？我说：我是给报社发的，网上发表了也好啊，没事的怕什么。当时我想，纪念伯父的文章虽然在报上没有发表，但上了互联网，使我怀念伯父的实际行动得到了互联网的认可，我非常高兴啊！
就是因为我的这一篇文章，到2008年，我陆续接到东北密山市文化局陈兴良、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刘畅、上海老干部陈祥珍、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周进等同志打来的电话，表示了他们对大伯吴亮平的无限崇拜和敬仰。特别是陈兴良局长和陈祥珍阿姨，谈了关于大伯许多我所不知道的光辉业绩和动人故事。陈兴良同志还在“北大荒网”上为大伯建立了《吴亮平纪念馆》，在“纪念馆”内选入了我的文章《伯父吴亮平与〈反杜林论〉》，以表示对老人家的无限深情和永久纪念。
我的这篇文章，尽管没有选入伯父的“传记”，但它载入了《党史信息报》，载入了陈兴良同志的《吴亮平纪念馆》，载入了《奉化市志》等，使我感到欣慰。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每当我怀念伯父之时，我就翻开我所珍藏的香港万源图书公司1978年2月出版的（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作：献给宋庆龄《中国老一辈革命家》（自转），以及《人民日报出版社》1959年12月出版的《辉煌的十年》，其中在上册内编辑有伯父的《高速度发展化学工业的道路》（注：在文选、文集中没有）的文章，文章对我国建国十年来化学工业发展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指明了今后一度时期化学工业发展前进的方向。尽管伯父当时为化学工业部副部长，他同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一样，文章都被编入了《辉煌的十年》。现在，我每当怀念他老人家之时，能够看到的不仅是这些了，还有伯父的传记、文选、文集等史料。通过阅读，使我进一步充实和增强了对伯父的认识。
伯父光辉灿烂的一生，是无愧于党中央的盖棺定论的“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家、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産主義戰士、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社會科學家”这一结论的。伯父的高贵品德和革命精神永载史册、永垂青史！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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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扫墓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祭拜天国逝者的方式，它是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陵园“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奠已逝亲人。它不悖于传统祭祀方式，只是传统祭祀方式的继承与延伸。通俗的讲就是利用网络进行祭祀活动， 网上祭拜是对现实祭祀的一种补充。逝者家属在相关网站上为逝者注册一块虚拟“墓碑”，并附其生平简介等相关信息，输入祭扫人的名字，选择鲜花、花烛或留言等形式便可寄托哀思。
清明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