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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父亲

    父亲走了整整五年了。当时走的是那么平静,那么安详,那么无牵无挂。没有呻吟,也没有遗言。
    望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他那高耸的鼻梁,有棱有角的嘴唇,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双明亮深邃的眼睛。看上去英俊,方正,真可称得上是位美男子。望着,望着,一件件往事又浮现在眼前,它似乎离我很近很近。
    那年农历五月初四,是父亲的八十岁寿辰。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全家聚集在天津红旗饭庄一间宽敞的雅间里。在酒杯端起之前,孙女和外孙、外孙女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大把鲜花敬献给她们的爷爷,接着我们同堂共唱“祝你生日快乐”。父亲激动得泪流满面。当时,他那幸福、高兴的样子,至今还在我的眼前晃动。没想到,这次生日,竟成为我们给父亲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父亲对我的爱是清晰的,刻骨铭心的。再多、再美的词汇也表达不了我对父亲的思念。父亲是平凡的,当我想把他对我的爱变成文字,特别是想真切地记录他的每个故事时,然而我才突然间发现,在这种伟大的爱面前,一切文字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父亲太平凡了,平凡得难以名状,我根本无法用笔墨来说清父亲。
    父亲是个性情内向,沉默少语的人,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可在他最疼爱的女儿面前,却总流露出满含孤寂失落的舐犊之情。我曾经十一年不在他身边,在最后的一年里,一个月我竟然收到父亲几乎是连续寄给我的十三封信。最短的一封信是父亲用撕下的一页日历纸的背面写下的,上面只有两行字:孩子,你妈让你快回来呢!!!落款:父名不具于79年3月26日凌晨2点。后来我渐渐理解了,三个惊叹号里深深地隐藏着父亲的情感,也许对父亲来说,女儿不在身边是他步入老年后最大的痛苦吧。
    父亲是坚强的,在任何情况下不言困难二字。1968年7月2日和父亲分离时的那一幕使我永生难忘。父亲怕母亲受不了那种离别的滋味,亲自送我上了火车。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只是嘱咐我说:“人活着就要有志气,丢了甚,也不能丢志气。”他一直用信任而又期待的目光看着我。当满载着八百名天津知青的火车专列徐徐开动的时候,父亲也没有再说什么。父亲在奔走呼号的人群中朝我挥了挥手,我看到父亲的手逐渐模糊起来。
    在以后的生活中,父亲的嘱托给我以勇气、激励和信心,让我无论走到那里,遇到什么困难都能从容面对,让我生命的风帆总是昂扬、蓬勃、勇往直前。父亲的嘱托让我将坎坷夷为坦途,将荆棘编成桂冠。
    也许是由于弟弟、妹妹都留在了天津工作,而我却长期远离家乡,远离父母的缘故吧,父亲有些偏爱我。但他从不张扬,也很少流露出来,只有我心里最清楚。自从1979年我从内蒙返津以后,父亲尤其关注我的工作,关注我的前途。为我的喜而喜,为我的忧而忧。在他看来,若能为我的工作和事业帮上一点忙,则是他最为高兴的。
    在印象中,记得最深刻的是在我担任公司军品分厂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时父亲帮我做的一件事。
    九零年大年初二,下起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当时因我公公病重,爱人又出差,我每天到医院送饭、陪床,忙个不停,一直未能回娘家过年。正月初四这天,我在医院里突然想起分厂的孤老户蔡彦芳是初四的生日,按惯例每年分厂都要给孤老户过生日。可当时没有任何通讯工具,无法联络其他工会委员,我真是一筹莫展。这天恰逢妹妹来医院探望,我就把这桩心事告诉了她。妹妹回到家和父亲一提,父亲说他认识蔡大姐,抢着要替我办这件事。当时交通中断,没有公交车,骑车也很困难。就这样父亲还是买了生日蛋糕,踏着冰雪用了近一小时才找到了蔡大姐家,蔡大姐万分感激。要知道当年父亲也是67岁的老人了。后来蔡大姐一直念念不忘这件事。
    父亲一生生活简朴,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生活态度始终保持着中国工人的本色。七十年代初,他的工资就已经是104.52元。在当时来讲,这笔不能算少的工资全家过日子足够富裕。可是父亲还是节衣缩食地生活,不乱花一分钱,爱惜身边使用过的每一件物品,一把铝壶用了40年还在用。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就奢侈了一把。他用近半年的工资给母亲买了一块瑞士小英格手表。可是就在我下乡的第三年,父亲让母亲把这块表又送给了我。
    有这样一个父亲,是我们儿女的骄傲和幸福。只是想想父亲的人生,是那样的单调和艰辛,心中不免一阵阵的苦涩。
    父亲仅念过四年书,小学都没毕业。但是他能背下现在连许多中学生也难弄懂的《百家姓》《三字经》等,还能讲许多“头悬梁”“椎刺骨”等一类的故事。也许正因为他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吧,所以他特别崇拜读过书,学问深的人。自然他也希望儿女们都能认真读书,长大后做个有出息的人。他把隐藏于心底的对文化知识的渴求寄托在我们身上。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等原因,我们姐弟三人无一人上过正规大学。然而外孙、外孙女和孙女却都考上了大学本科,终于圆了父亲的这个梦。现在外孙、外孙女大学已毕业,一个在国内工作,一个在国外工作。在父亲看来,这就是他最大的荣耀和资本。
    父亲崇尚知识,自己一生也好学。读报纸是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父亲是1954年从太原247兵工厂枪炮制造部调入天津的。他热爱兵器,也热爱航空。在他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个旧本本,上面密密麻麻地抄录了对未来微型兵器种种的描述:微型手枪、微型冲锋枪、微型子弹、微型炸弹、微型巡航导弹、微型原子弹、微型间谍飞机、微型遥控飞机、微型无人机等等。抄录了美国莫斯伯格M9200霰弹枪和勃朗宁BPS—SP警用唧筒式霰弹枪的有关说明。还积累了一些有关飞机术语的解释。遗物中还有两本九十年代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图文并茂的精美杂志《飞机的奥秘》。其中登载了从1783年至1991年飞机历史上的大事记。
    我在家排行老大,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多么希望我是个男孩子呀。他会让我学兵器知识,学造枪炮;会让我学航空知识,学造飞机。似乎我不是男孩已成为他一生中的遗憾。
    父亲没有什么嗜好。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他喜欢鸽子。他养鸽子,放鸽子,买鸽子(工艺品),看鸽子,他那陶醉的神情只有跟鸽子在一起时才能看到。文革前,他在职工宿舍平房的屋檐下养了几只,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街道就勒令不准养了。父亲忍痛割爱把那几只鸽子送给了家在农村的同事。1981年父亲从平房第一批搬进楼房。没等家安顿好,他就迫不及待地在阳台上大兴土木,为鸽子搭建新舍。那时已经从几只发展到二十多只。当时父亲虽已退休,但经常被一些中小企业请了去当技术指导,完成一些较为复杂的模具制造任务或是解决一些较难处理的问题。尽管如此,毕竟闲暇还是多了一些。一有空闲,他就带着心爱的鸽子到北京,到唐山,到塘沽去放飞。有一次,一只鸽子隔了一周才归来,父亲心急如焚,一连几日都没吃好饭。
    父亲视鸽子为生命。他喜欢鸽子,视鸽子为和平的象征,视鸽子为和平的天使。他希望世界和平,希望我们的社会和平,希望每一个家庭的和平。他一生所遵循的信条就是“和平共处”。他希望国与国和平共处,家与家和平共处,人与人也和平共处。他经常对我们说,只有和平共处遇事无争,才能解除烦恼获得快乐。
    父亲走了,他把自己的性格熔铸入我们的骨髓里,在我们的身上流淌。父亲为人厚道,善解人意,坚毅、刚强的品性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这些财富让我们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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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扫墓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祭拜天国逝者的方式,它是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陵园“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奠已逝亲人。它不悖于传统祭祀方式,只是传统祭祀方式的继承与延伸。通俗的讲就是利用网络进行祭祀活动, 网上祭拜是对现实祭祀的一种补充。逝者家属在相关网站上为逝者注册一块虚拟“墓碑”,并附其生平简介等相关信息,输入祭扫人的名字,选择鲜花、花烛或留言等形式便可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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