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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父亲

    父亲离开我已经一年多了,可我总觉得父亲还活着,回老家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父亲在大声地说笑,父亲在专心地织网,父亲在不厌其烦地整理农具,父亲在香甜地吃肉饮酒,父亲在酣畅地喝茶……房间、院子,到处都有父亲极具感染力的音容笑貌。以父亲的体格和精气神儿,我总觉得父亲至少能活到九十岁,甚至创造又一个人间奇迹,超过一百岁也不是没有可能。父亲自己也有这种信心,他说过,九十岁时要办九十大寿。可是,事实偏偏不遂人心愿。2009年6月29日凌晨,父亲突发脑出血。虽说经过及时抢救保住了生命,但终因病情严重,年岁较大,从此父亲再也没有离开病床,再也没有重新站立起来。八个月后,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终年八十三岁。
    在父亲患病治疗的这几个月里,我一直陪护在父亲身边,亲眼目睹了父亲的痛苦,也亲身体会到了作为病人亲属的那份心痛、焦灼、希冀以及无奈。诚然,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无法抗拒,但在这规律的背后包含着怎样让人难以承受的生离死别之痛!父亲被病魔耗尽了最后一丝气力,撒手而去,于他不能不说是一种解脱。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从心里上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现实,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份失亲之痛有增无减,对父亲的怀念越来越强烈。
    父亲十八岁参军入伍,20岁入朝参战,担任汽车驾驶员。入朝八个月,在一次运输途中,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弹炸伤右腿,辗转回到牡丹江治疗,伤愈后留下终身残疾,右腿比左腿短了整整六个厘米,两年后复员回家。在村里,父亲干过民政助理员,生产队队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当权派批斗,清理出村,发配到公社机械厂上班。土地包产到户以后,机械厂倒闭,父亲回家种地,直到终老。
    这就是父亲一生的履历。不算简单,但也并不复杂。人品性格方面,父亲乐观正直,勤劳俭朴,脾气火爆。才能方面,父亲没有拿手的一技之长,但头脑清楚,手头灵活,尤其喜欢织网捕鱼,自己能够修理打制一些简单的农具。
    这些就能够代表父亲的全部吗?不,远远不能。作为女儿,我跟随父亲多年,品读父亲多年,跳出女儿对父亲的那种血脉之偏、亲情之爱,单从人格角度来看父亲,我对父亲的评价是很高的。父亲健在时,我就想写写父亲,但我总觉得自己阅历太浅,文笔太拙,不一定能把父亲写全写透,我怕写得不好,对不起父亲。我想等几年,等自己充实充实文字功底再写,我以为父亲体格尚好,他的日子还长着呢。可没想到,父亲说病就病,说走就走了,留给我无尽的遗憾。现在,我的文字功底依然不让自己满意,但是,对父亲的怀念之情容不得我再拖了,文字好与不好也许并不重要,只要那份感情是实实在在的。
    父亲脾气大。小时候我见过几次父亲不知什么原因大发雷霆,摔家伙砸东西,一家人噤若寒蝉,谁也不敢言声。但是父亲从来不拿老婆孩子出气。自我记事起,从没见父亲粗暴对待过母亲。父亲对儿女的爱甚至超出一般人,别说打骂,从来就没有大声训斥过一句。我家兄弟两个,姐妹三个,五个孩子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缺点,哪个也不是省油的灯。但是对父亲来说,父爱的高度远远超越了他脾气的火爆程度,无论我们怎样调皮捣乱,都引爆不了父亲的起火点,因为两者根本就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每当孩子生病,是父亲最为闹心的时候。想跟可恶的灾病发火吧,可又摸它不着,父亲急得站不住坐不下的。一旦孩子发烧,父亲晚上连觉也睡不踏实,要跟母亲轮流看护,生怕孩子蹬开被子,着了凉,加重病情。
    我两周岁那年冬天生疹子,一连多日昏睡不醒,跟个死孩子相差无几。父亲天天去请大夫来家里给我打针,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白天还要抽空去湾边,砸开冰窟窿涮洗尿布,时间一长,把鼻子都冻坏了。可能是因为舍不得离开这么慈爱的父亲吧,我没有随死神远走,慢慢地又活过来了。
    因为怕孩子得病,父亲对我们的穿衣保暖特别上心,以至于到了喋喋不休、婆婆妈妈的程度。小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对孩子们来说,看场电影就象过节一样开心,就是邻村放电影,我们也不放过机会,大的领着小的,成群结队地赶去观看。若是冬天,因为要在露天放映场冻上几个钟头,人们就会穿上大棉裤厚棉袄,里里外外裹个严严实实。可即使这样,父亲仍不放心。他起初反对我们去,见反对无效,就开始一遍遍地叮嘱:“大丫儿、二丫儿,多穿点衣服!”“小三儿,棉袄外面再套上个小囤子!”小囤子是父亲的特有语言,指棉坎肩儿。有时候,我们都走出院门了,还能听见父亲在屋里大声地呼唤。
    父亲小的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参军入伍以后,在部队上过扫盲班,认识一些简单的汉字。上小学的时候,一天晚上,我爬在炕上写作业。父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对我说:“字要写出肩膀,才显得好看有劲儿。”然后拿起笔给我示范了几个。没想到父亲还懂书法,我觉得挺新鲜。从那以后,我写字都要把右上角那一笔使劲地摁上一下,摁出一个宽宽的所谓肩膀。
    这是唯一的一次父亲在学习上教导我。父亲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在我们上学受教育这件事上毫不含糊,孩子们到了入学年龄,立马就送进学校。他拖着一条残腿,靠力气去挣一家大小的吃穿花费,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没有喊过一次累。父亲的右腿是粉碎性骨折,里面用钢板固定着,膝关节一点儿都不能弯曲,平时站立行走都要受影响,但是父亲在劳动中基本没有受到残腿的限制,他干的活儿、受的累比一个普通的健全人还要多。
    关于父亲的伤腿,还有两个故事。
    据大姐讲,父亲当生产队队长时,特别廉洁耿直。大姐那时在队里干活,她见有的人经常偷拿生产队里的东西,也动了心。一天收工时,大姐偷偷地把几个玉米棒子放到草筐,正想回家,不知怎么让父亲发现了,父亲黑着脸朝她走来。大姐一看情况不好,背起筐就跑,父亲则拐着一条腿在后面紧追。一直追到村头,到底象老鹰捉小鸡儿似的抓住了她,把脏物截获送还了队里。
    父亲当生产队长时,我年龄尚小,对父亲记忆不深。听大姐绘声绘色地讲述这件事时,我大为不解,我问大姐:“咱爸腿脚不便,跑得起来吗?怎么能追得上你呢?”大姐感叹道:“唉呀,你是没见啊,跑得比正常人还快呢!”
    父亲在公社机械厂上班时,偶尔带着我和弟弟去厂子里玩儿。父亲幽默直爽,与工友们关系很融洽,人们都喜欢跟他凑在一起说说笑笑。每当父亲要带着我们姐弟俩下班回家时,厂里几个大姑娘小媳妇就聚在门口观看,看父亲怎样驮着俩孩子骑上自行车。我坐在自行车后架上,弟弟坐在车前大梁上,因为父亲右腿不能弯曲,如何跨上自行车就成了一个难题。
    其实这点小事可难不倒我们。父亲先用左脚蹬上脚踏板,然后抬起右腿;等父亲右腿高过自行车的时候,我把头伏在车座上;当父亲的腿越过我的头顶以后,我再把头抬起来,挺直身子。与此同时,父亲也就稳稳地坐在了车座位上。因为父亲的动作很舒缓,我的动作就显得比较从容,父女俩配合得自然流畅,没有丝毫的慌乱与冲突。就这样,我们在身后几位阿姨的欢呼声中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包产到户以后,公社机械厂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倒闭。父亲离开他工作了十多年的地方回家种地。生产队分产时,我家分得十几亩地,一些农具,还有一头灰白毛色的驴,这头驴长着两只大大的扇风耳朵,我们都叫它大耳朵驴。当时,大哥在青海当兵,弟弟尚小,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所有的脏活儿累活儿几乎全是父亲一个人的活儿。
    每年一开春,父亲就开始忙活,他赶着驴车把人畜积肥一车车地拉到地里,卸下,撒匀,给土地上足底肥。经过耕耘,播种,管理等多道工序,秋后收获了,父亲再赶着驴车把粮棉、庄稼桔杆,一车车地运回家。无帮无衬、少人无力的那份辛苦难于言表。
    农闲时父亲也不闲着。每到冬季,父亲就和村里几个壮劳力结伴儿,到离家几十里地的一个小城打工。那时候,外出打工的人还很少,入冬以后,村里大多数男人都呆在家里,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悠闲生活。父亲打工的单位是一个铁厂,父亲从事的工种是抡大锤打铁,工友们称为劈铁。不言而喻,这是一个吃力气的活儿。我不知道,为完成同样的工作量,身有残疾的父亲需要付出相比于常人多出多少的汗水和坚韧。
    多年以后,每当一家人聚在一起说起现在的海产品价格如何的高不可攀时,父亲就会提及他的打工生涯,“我在泊头劈铁的时候,螃蟹才几毛钱一斤,那时候,我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里背。”每次都是这么几句话,从不提及其他,仿佛那种生活充满了轻松和快乐。
    哥哥姐姐各自成家以后,家里的日子变得更加艰难。里里外外的活儿全部落在父母两个人的身上。我和弟弟都在上学,年级越升越高,花费越来越大,我俩的学杂费成了父母心头的一大难题。那时候,地里的收入换成钱,往往拿回家还没有捂热,就被我们拿去交了学费。赶上青黄不接凑不够的时候,只好东挪西借。
    关于借钱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父亲向我本村的舅舅借了二十块钱,时间不长,舅舅登门催要。父亲手头没有,请求舅舅延缓几天。舅舅冷面无情,对父亲说:“你说,几天能还?”大有立等取走的架式。父亲无奈,变卖了一些杂物还上了欠账。没想到舅舅拿了钱转回头又借给了村里一位干部。难怪后来父亲一想起来就大发感慨:“穷在街头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啊!”。
    眼看着单靠耕种自家的那几亩土地应付不了家庭开销了,父亲开始动脑筋、找财路。这期间,父亲包种过别人的土地,种植过西瓜,小规模地养过牛,还忙里偷时地给窑厂运过砖。
    父亲打理的西瓜地特别清爽养眼。我们暑期放假的时候正是西瓜成熟的时节,放眼望去,大片的西瓜地里,蓬勃翠绿的西瓜秧掩映着比肩接踵、圆圆滚滚的大西瓜,就象一幅难以描绘的美丽图画。
    落瓜的时候,父亲、母亲,有时还有我的三大爷,他们三个在前面精挑细选,先敲敲拍拍,听声音成熟了,就割断瓜秧放到一边。我和弟弟抬着一只大筐负责往地头运送。一筐西瓜有一二百斤重,我勉强抬上肩,脚步踉跄着在西瓜地里穿行。等把驴车装得满满的,父亲就去赶集或走街串村叫卖。
    我在县城上高二的那年秋季,一天临近中午的时候,我正在教室里上自习课,整个校园里静悄悄的,听不到一丝声响。突然,一声洪亮的呼唤从天而降:“三啊–!”没等同学们反应过来,我腾地从座位上蹦了起来,快步冲到门外。只见父亲牵着毛驴车正站在院子里茫然地左顾右盼。
    父亲赶着驴车来县城卖西瓜了,快到中午还剩余几个,就收了摊子,打听着学校的位置给我送过来了。
    县城距离我家五十多里地,小驴子四只蹄子迈呀迈呀的,得用多长时间啊!望着满脸疲惫的父亲,我心头一热,泪水瞬间涌满眼眶,我怕让父亲看见,强忍着才没有让眼泪流下来。父亲见到我也有些激动,他声音哽咽着说:“孩子们在外面上学,我不放心……”
    那一次父亲送去的西瓜真甜啊,一直甜到心底,甜到今天。
    我的智力一般,考了两年才考上一所普通大学。弟弟本来很聪明,因为执拗于自己的那一套学习方法,一共参加了三次高考。第一次高考,榜上无名,父母心态平和,一次没考好,还有下次呢。第二次考完又名落孙山,父母的心情有些沉重,但是没有一句气馁埋怨之语。第三年,父亲又送弟弟去学校复习,村里人们不理解了。那一年,父亲年届花甲,弟弟二十三岁,按照农村的习俗,已经到了婚娶的年龄,如果再高考不中,不仅一年的花费打了水漂,在年龄上又增加一岁,再回过头来攒钱盖房说媳妇,难度更大。几位亲友善意地劝说父亲:别让孩子再考了,趁早给他订亲娶媳妇吧!就连大哥也反对弟弟一条道走到黑。父亲不为所动,“只要孩子自己愿意考,他考几年家里供应几年,花点儿钱、受点儿累怕什么!”
    还好,老天不负苦心人,弟弟面壁三年,终于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学校,用母亲的话说:“孵(复习)来孵去孵出个大鸭蛋!”
    后来,我多次设想,假如换了我,我能不能做到父亲这样呢?会不会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呢?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假如当年弟弟屡考不中,最后不得不回归乡村,父母在短暂的失落之后,肯定会鼓足干劲,积极地给弟弟张罗媳妇,重新把日子过得升腾红火起来。
    父亲弟兄六人,现在只有六叔健在,年长的五兄弟都已经过世。五人中除去二大爷早年因伤而逝以外,其他弟兄几人都活到八十多岁。若要总结一下长寿之道的话,我认为那就是勤劳。父亲弟兄几人全都吃苦耐劳,喜欢肥肉,不忌烟酒。
    本来父亲对兄弟们的情谊很深很浓。我小的时候,经常听父亲念叨“媳妇如衣服,兄弟如手足”的理论。我不爱听,我替母亲抱不平。不过,生活中父亲并没有视媳妇如衣服,待兄弟如手足倒是不假。
    孩子们小的时候,四叔的日子比较拮据,父亲处处想着他,经常接济,吃得用的都舍得给。有一次送了一头老母猪。还有一次,我和二姐在村南河里捡到一只大鸭子,不料抱回家就让父亲送给了四叔。
    父亲一再拿家里的东西送人,终于把我们姐妹三个惹得不高兴了,三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数落父亲。对于我们的无礼,父亲不急不恼,就象一个得了便宜便好脾气起来的人似的,呵呵笑着,任由我们发泄不满。
    四叔的小儿子到了婚配年龄却迟迟找不上媳妇,这成了父亲的一个心事,父亲四处托人给侄子介绍对象。后来,父亲一反他一贯的为人原则,从几家竟争者手里抢过来一个外地姑娘做了他的侄儿媳妇。
    俗话说“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父亲的一腔兄弟深情并没有赢得弟弟的感情和尊重。多年以后,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四叔领着他的三个儿子,集体跟父亲对阵,不顾事实,态度恶劣,言语污秽。父亲是一个说理讲理的人,但不是一个任人欺侮、忍辱不言的人,于是,双方矛盾激化、翻脸成仇。
    这件事对父亲的打击很大,此后多年一直是他心头一份伤痛。如果要盘点一下父亲一生有什么遗憾的话,这次兄弟反目首当其选。
    几年前,我坐火车去北京,途中遇到一位山东老乡。老乡很健谈也很有头脑,过去、现在,儿子、女儿无所不谈。他说,儿子当兵复员以后,应聘在北京一家大公司给老总开车,这位老总脾气暴躁很难伺候,在他儿子之前已经换过几任司机。他儿子刚刚接手这份工作时,心里直打鼓,唯恐有什么不慎被炒了鱿鱼。父亲听说后就给儿子出谋划策,他告诉儿子:凡是脾气大的人,心一般都比较软,你这么这么办,管保没错。儿子依计而行,结果几年过去了,儿子和老总相处融洽,没有重蹈前人覆辙。
    至于老乡传授给儿子的高招是什么,我没有用心去记,倒是那句脾气大的人心软,给我印象深刻。因为我联想到了父亲,父亲的性格特点和他的看法完全吻合。
    所谓心软,换种说法就是疼人,就是善良。
    父亲对人的疼爱有一个特点:疼两头—孩子和老人。疼孩子容易理解,孩子天真活泼,招人喜爱;另一方面,孩子比较脆弱,需要大人加倍的小心和呵护。而父亲对于老年人的关爱则完全出自于他性格中的善良了。
    一年冬天,村里一户人家因为家务事闹起了矛盾,满堂儿孙谁也不愿赡养年逾八旬的老人。一天晚上,老人的孙子扛着老人的被褥,把老人往他的堂姐也就是老人的孙女家里送。八点多钟,孙子在外面一边“咣咣”咂门一边高声叫喊;孙女一家人躲在屋里充耳不闻、闭门不开;老人在寒风中瑟缩。砸门声惊动四邻,人们纷纷出来查看。老人的孙女和我家毗邻,父亲本来已经睡下了,听到动静也穿上衣服出来了。一位村干部见双方僵持不下,提议老人暂时去村委会居住。站在一旁的父亲首先想到的是老人的身体,说道:“大队部长年不住人,又冷又潮,守仁大哥岁数大了受不了,我看上我家住去吧!家里就我和孩子她娘,有的是住的地方。”守仁是老人的名字。说完,不等老人推辞、客套,接过孙子肩上的被褥,把老人接回家。
    老人在我家住了七天。七天当中,母亲换着花样儿给老人改善伙食。一天,母亲蒸了一锅枣馒头,老人吃得满口香甜。饭后,老人对母亲说:“我多少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这期间,老人到乡里把儿女们告上了法庭。几天后,在乡村两级干部的调解下,老人的儿子把老人接回了家。接是接回去了,但心里并不情愿。他们让老人单独住在一处老房子里,自己起火做饭。老人患上感冒,也没人照顾。回去后不久,老人上吊自杀了。
    老人的住处离我家较远,老人死后,父亲才得知这些情况,他的心情特别沉重。怎奈世事难如已料,人心不似已心。
    事情过去后,老人的孙子在路上遇到父亲,对父亲不理不睬,父亲处之坦然。
    父亲豁达乐观、正派公正、不惧强硬,生活中的艰难困苦、挫折打击始终没能磨损掉这种性格。写到这里,我想起父亲经历过的几件小事,这些事未必能给父亲的品格增光添彩,但也许能从某些侧面反映出父亲的性情。
    父亲复员以后的某一天,四叔让邻村几个人欺负了,被打得鼻青脸肿跑回家。父亲又心疼又气愤,找个机会把其中一个带头的教训了一顿。那人回去后放出话来,说只要父亲在他村出现就把父亲剥皮。父亲听说后,立马一个人气宇轩昂地从他村村西走到村东,又从村东走到村西,“看看谁敢剥我的皮!”当然始终没人出来话复前言。父亲说起此事时,我不禁替父亲担心,“那伙人真要合伙报负怎么办?万一真剥皮呢?不害怕吗?”父亲两眼一瞪,霸气十足地说:“他敢!”
    步入老年以后,父亲性情依然。某年夏季里的一天,父亲和六叔赶着驴车去外村卖菜。回来的路上,当走到一处两边低洼积水,中间只容一车通过的路段时,与一辆骑摩托车的中年人迎头相遇。按道理来说,摩托比驴车个头小,便于挪动,应该退后让路。父亲见中年人没有避让的意思,二话不说,吆喝着毛驴后退。当退到后面已无路可退,前面又能容摩托车勉强通过的地方停下了。中年人见父亲停下不动了,而前面的道路又不太宽阔,嘴里就开始不干不净地埋怨咋唬,意思是摩托车过不去,还让父亲后退。这时,坐在车把式位置上的父亲脸色慢慢阴沉下来,对坐在车兜子里的六叔说道:“小普,你把那根棍子递给我,打死这个王八蛋!”声音由低到高,最后一句就成了大声断喝。中年人闻言马上闭了嘴,灰溜溜地从小路上挤了过去。
    这件事包含了父亲一生都在遵循的行事原则:与人发生矛盾时,先行退让;当我无路可退了,你还是不依不饶,那我就要说话了。
    父亲虽说不具备大智大勇,也没有享受过大富大贵,但一辈子活得坦坦荡荡、痛痛快快,有时候还有些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意味。我想这跟父亲豪放为人,正派做事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我母亲的姥姥活到九十六岁,无疾而终。老太太晚年总说些半人半仙的玄乎话。他说我父亲有二十个“皮搭忽子”保佑着,有福有寿。其实父亲一辈子不敬畏鬼神,不相信迷信。
    父亲复员回村以后,因为是荣军又有办事能力,在村里任点儿职管点儿事,村里一位姑娘经常主动接近他。接近是接近,可压根儿就不想嫁他。原因很简单,父亲不但身有残疾,经济条件也太差,名符其实的家徒四壁。父亲心里明亮如镜,对姑娘不抱有任何幻想,也不去假戏真做。时间一年年过去,父亲眼看就成了大龄剩男。吉人自有天相,二十九岁那年,村里一户人家发生了一起逼婚事件,意外地成就了父亲一生一世的姻缘。
    那一年,母亲十九岁。她的养母为贪图几个小钱,想把她以三十块钱的价格卖掉。姥姥跟男方说得明白:“拿三十块钱来,人你领走,别的我什么也不管!”。母亲死活不从,向村妇救会求助。妇求会的人一合计,跟母亲商量道:“要不你嫁给村西头的瘸子吧?”走投无路的母亲一口答应。
    其实当时母亲对父亲并不了解,一个住在村西一个住在村东,中间相隔一里多地,她之所以痛快地答应这门婚事,就是不愿被人象货物似的买来卖去。就这样,父母在村妇救会的支持下结为夫妻。结婚时,父亲给母亲五块钱,买了一条裤子一双袜子,母亲身上穿得褂子还是向别人借来的。
    事后,母亲并没有记恨养母,日子一有好转,就开始和养母走动。父亲做得也好,每每家里做点儿好吃的,都不忘打发孩子给老人送去一份儿。有一句话叫作“好儿子不如好媳妇,好闺女不如好姑爷”,在村人们的眼里,父亲对姥姥的孝道盖过了母亲的孝心。
    在五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中,父母亲可说是相濡以沫、患难与共。偶尔,两个人也有闹气的时候,母亲也有委屈不满的时候,母亲的委屈主要是指父亲大她十岁,又有残疾,一辈子跟了他吃苦受累很不容易。可我一直觉得母亲找到父亲是福气。夫妻之间,只要有情有爱、志同道合,吃点苦受点累不算什么;两个人同床异梦、各行其是,却又不得不凑和着过一辈子,那才叫痛苦呢。再说了,父亲不但人品没得挑,长得也好,年轻时称得上有貌有型、一表人才,就是上了年纪以后,也依然很精神。
    父亲爱钱,老来尤甚。但父亲爱钱有道,他只爱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换来的钱,连儿女们给的都不要。弟弟参加工作之后,父亲终于卸下了肩上的重担。孩子们劝他好好歇歇,享享清福。父亲每年有一笔残疾金,儿女们再给点,生活不成问题。对于儿女们的提议,父亲始终是笑而不答,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自己的主意。他把耕地全部交给大哥耕种,自己在村头湾边开垦出一亩多盐碱地,种起了菜园。
    俗话说“一亩菜十亩田”,种菜是个费时又费力的细致活儿。可我的父亲把种菜当成了乐趣。他把菜园周围夹上篱笆,里面栽上桃树、杏树、苹果树,树旁分隔成几个小畦,按照时令节气种上各种蔬菜。春夏秋三季,菜园里,鲜花竟相开放,蔬果次弟成熟,小菜园就象个小花园。除了吃饭睡觉,父亲几乎天天长在菜园里。每年夏季,华北平原都有十几个桑那天,暑气蒸腾,酷热难耐,人们或在空调风扇下避暑,或在树荫下休息,很少有人下地干活。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父亲也要去菜园里挥汗如雨,他在家坐不住,母亲称小菜园是父亲的花果山。果蔬成熟的时候,父亲便骑着电动三轮车自采自卖。
    父亲种菜有一个特点:不施农药。比如说韭菜,用药最为普遍。因为有一种叫做“喇喇沟”的害虫专爱咬食韭菜的根。为了对付这种害虫,菜农就往菜地里浇灌剧毒农药。另一方面,灌过农药的韭菜长得颜色浓绿,茎叶粗壮,容易卖个好价钱。人吃了这种韭菜,农药在体内残留自不必说,严重时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
    说来挺有意思。我家有一个邻居,夫妇俩老实本分,家里也种有韭菜。因为死苗现象严重,就往地里浇上剧毒农药1605。韭菜长成,两人犯开了嘀咕:买菜的都是熟悉的乡里乡亲,如果哪家吃后中了毒怎么办?两人一合计,决定自己先割点韭菜,包顿饺子尝尝,如果没事再去卖。吃过后,没有发现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于是开始放心大胆地割菜卖菜。
    这种问题在父亲这里可没有这么复杂。韭菜死苗怕什么,死了就补,就是减点产也无所谓,吃得东西怎么可以施用农药!村里一位老太太吃出经验来了,买菜就买父亲的菜,别人的菜再水灵也不买。
    清点劳动成果是父亲最大的快乐。父亲卖菜的收入单独放在一个铁盒子里,有时间就拿出来点数一遍。父亲爱攒钱但舍不得花钱。父亲喜欢大鱼大肉,但他总跟年轻时的物价相比,觉得这也贵那也贵,什么也舍不得买。只有儿女们回家,给他送些好吃的,他才得以解解馋。父亲把零钱凑整,整钱凑多,儿女们谁家买房置物钱款不够,他就慷慨相助。什么时候宽绰了什么时候还,决不催账。
    八十岁时,父亲曾经说过:“假如我再年轻二十岁,我就在村里盖上一栋二层小楼!”此话我信,我的父亲八十岁的年龄,二十岁的心态,三十岁的干劲。
    父亲得病的前一天还在村里卖菜。晚饭吃了一根火腿,喝了一瓶啤酒、一碗西红柿汤。夜里两点半,脑出血这个可诅咒的恶魔突然降临。
    父亲入院后第一次测得的血糖是十点多个,我不知道血糖偏高是不是诱发脑出血的主要原因。父亲得病前的精气神给了我们一个错觉,我们总觉得父亲的身体好着呢,不存在任何潜在危险。假如我们是强迫而不是轻描淡写地劝说父亲忌酒,假如我们给父亲测测血糖,让父亲注意饮食。假如……
    做完脑部微创手术,清醒过来以后,父亲从心里上接受不了突患重病这一事实,但是父亲很坚强,自始至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没有呻唤过一声,甚至没有说过什么话。只是有一天,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两眼定定地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地说:“我就知道熬不过今年,我在园子里种菜,漫上种子,一片片地不出苗,往年没出现过这种情况,这叫‘天不留瘸’啊!”
    2010年4月8日清晨,父亲出现生命体征衰竭的迹象。主治大夫给父亲注射了一针强心剂,我们租了一辆120救护车护送父亲回到家。下午二点三十分,父亲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出殡期间,最了解父亲的母亲引用一句歌词说出了父亲生前的心态,“我多想再活五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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