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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念父亲

    回想之翼

    当我忆及遥远的往昔
    怀着兴味, 听从幻想的劝告
    一双因患冻疮而肿大的手
    在白色的窗帘布后出现
    一位死去很久的亲人的脸
    一片淡紫色的幽远
    被一个感觉的鼹鼠丘破坏
    像一座石板地的旧式楼房
    以此伤害了黑夜的眼睑
    一把精心制作的扶手椅
    和一个并不丰富的藏书架
    回想之翼的两次扑动

    1993年冬天,我在太平洋彼岸的加利福尼亚,写下了这首还算满意的悼亡诗,此时我的父亲蔡海南去世已经13个年头了。这首诗里出现了父亲亲手制作的两件木质家具:藏书架和扶手椅。说到木匠,是文革期间父亲的新职业。他原本是黄岩中学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因为工作太过出色,1957年成了“右派”,从此离开了领导岗位。
    1921年12月,父亲出生在温岭县横峰乡莞渭蔡村(今属城北街道)。襁褓之时,他便随爷爷奶奶和两个伯父移居三门县南田岛(今属宁波象山),在那里长大成人,并与我母亲(外公外婆从黄岩移居该岛)成婚。婚后,父亲回到故乡台州(临海)读高中,后于1944年考取昆明的西南联大。1948年,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便回到了台州。
    父亲在校时便是进步青年,后在故乡积极迎接解放大军南下。我不知道他入党的准确时间,只在台州中学校庆纪念册上见过这样的记载,父亲是该中学地下党支部的创建人。但与父亲一生瓜葛最多的却是黄岩中学,他的治学理念提升了这所原本并不出名的学校。虽说1957年他便成为“右派”(1979年平反,次年因病去世),至今仍有许多校友怀念他。
    父亲做事认真、大胆而稳重,干一行专一行。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友仁先生是父亲早年的同学和好友,他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到,父亲在打成右派后下放到牧场,因为饲养的奶牛头头肥壮,被农民戴上了大红花;他还潜心研究水稻栽培,使当地农民增产一倍以上。父亲右派摘帽以后,回到黄岩中学教了几年书,等到文革来临,他再次转变成体力劳动者。
    不过,那回父亲不是去牧场,而是进了校办的模具工厂。父亲有一双灵巧的手,不仅善长种田、养牛等农活,做起木工来也很快上路。即使对木匠来说,模具也是要求极高的一个工种,父亲中年以后才开始学做木工,很快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可以说,他的动手能力为我辈所不及。在我高中毕业前夕,父亲告诉我,他已准备好一套工具,待我毕业教我木工活,以便日后能养家糊口。因此,若不是高考恢复,我也会成为一个木匠。
    让父亲美名远扬的还有他的烹饪技术,这也是他在文革期间练就的本领,他与县里最出色的厨师是好朋友。在此以前,无论做一校之长还是被迫下放的右派,他都没有这等闲情逸致。当然,那时父亲可以调理的原料极少,他唯一的烹饪工具是一盏火力弱小的煤油炉。随着年岁的增长,父亲内心的孤独感愈发明显,做木工活和烹饪,或许能够有所减缓。
    据说父亲给刚出生的我取名时,曾不无得意地向十岁的兄长未名解释这个名字的由来,也就是杜甫诗歌《丽人行》开头一句,“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后来,因为政治和家庭的缘故,我和父亲很少在一起生活。但当高考恢复,父亲又因为一位诗人的散文(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确立了我的专业和大学。他那时认为学习数学或自然科学比较安全,可以减少遭受政治运动冲击的可能性。
    后来,我果然成为一名数学工作者。不过,父亲恐怕无法想象,他那自小在乡村长大的小儿子会成为一名诗人,并游历了整个世界。或许,这一切与“天天新”这个词语有关,它不断激励我刻苦努力、竖立和实现新的生活目标。后来我自己也发现,一个人的取名会有潜移默化作用。遗憾永远存在,我无法与父亲分享我的文字和书籍,正如我没有机会听他讲课一样。
    光阴似箭,父亲去世已经30多年了,他的学生一辈大多已经退休了,我也早已为人父。虽然我在去年出版的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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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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