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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念母亲

    悼念母亲

    父母逝世后,每年我都要尽量返回老家,到父母坟上拜祭,慰籍双亲在天之灵,养育之恩。今年我又同妻子,在春光明媚,桃红柳绿的清明前夕驱车赶回乐山,到北郊的班竹村墓地拜祭父母。父亲是九五年病逝的,享年87岁。徐家的祖坟还葬有外祖母、舅舅等。母亲六年后去逝,享年78岁。临终叮嘱我们,她死后不要和父亲葬在一处,更不能合墓。我们大惑不解,她说:请人算过了,同父亲一起葬,对后代不好。况且,父亲生前疏于家务,她伺候了一辈子,伺候够了,到阴间要好好休息。我们遵从遗愿,把母亲葬在了祖坟对面的山上,让他们隔山相望。

    前年我回去拜祭,先去了父亲墓地的那匹山。因封山育林,杂草已经长到一人多高,把脸、衣都挂破了,好不容易,才找到父亲的坟。两个妹妹提议找块平地把带来的所有香蜡、钱纸都烧了,就在这边祭母亲。返回到埋葬母亲的山脚下,我坚持要去看母亲,让妻子和妹妹们在车上等我,一个人在杂草苁中往山上爬,上去一看,大多数坟都开挖了。我急忙找到母亲的坟,仍然完好,拜祭后赶忙下山四处打听,原来,乐山教育学院把这匹山买了,山脚修起了围墙。二月前就贴出了迁坟通知,限二月之内迁走,否则当无主坟处理。我在乐山的二个妹妹一点都不知道。

    我找到当地村长,说明情况,他同意按特殊情况处理。第二天我们去迁坟时,一个头戴白盔,身挎武装带的警察,骑着摩托车前来锁大门,经过交涉同意等我们下山后再锁门。原来,那天便是迁移的最后期限,当天就要砍树推平山头。真是险得很啊!我迟回一天,母亲的坟就找不到了。

    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买一辆不太满意的车;不明白为什么多次打电话催促商家火速办理手续;同妻子商量好春节才回老家,不明白提前两个月就火急火燎赶回去了;不明白为什么不听妹妹们劝阻,坚持一个人上山去看母亲,冥冥之中,母亲在等我回去替她搬家啊!周围墓地早就葬满,只有父亲坟的右边还有一块空地,风水先生说:“男左女右”这是你老子留给你妈的!我对着苍穹,大声喊:妈!要认命啊!就这样不得不又将母亲安葬在父亲身边。

    母亲是四川人,出生于乐山县北门外的班竹湾。外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木材商人。母亲有八兄妹,她排行老六,人称六娘。母亲出生前,家中非常富足,每年,外祖父都去大渡河上游的大山里采购巨大的冷彬,扎成木排,顺大渡河放下来,囤积在班竹湾河滩上。那时老屋前的河坝里堆满了粗大的园木,靠经营木材发家,在班竹湾建起了一座近千平方米的豪宅。民国六年,铜河(大渡河)发大水,“乐山大佛”洗了脚。一夜之间,将徐家堆集在河滩的几千棵园木冲得一干二净,损失惨重,家道从此中落,只能做一些小本生意了。为补贴家用,外祖母利用宽大的厅房,开起了茶馆。

    班竹湾临河,徐家老屋厅堂正对“乐山大佛”,每当天清气朗,风和日丽,附近的乌尤山、凌云山、马鞍山,及乐山城墙的高北门、铁牛门、便清晰可见。河对面的大佛坝一片青绿,屋前潺潺流过碧蓝的铜河水,景色十分迷人,真正是“嘉州明秀,沫水钟灵”。许多城里人,以及因战乱涌来的“下江人”,闲暇时都喜欢到外祖母的茶馆喝茶、观景、聊天。

    母亲毕业于乐山著名的女子中学,每晚都在油灯下苦读,双眼弄得非常近视,中学毕业就戴上了深度眼镜。家中子女多,母亲没有再上学,到白马场小学当老师去了。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乐山也象沿江城市一样,驻有许多内迁机构。父亲当时由重庆到乐山,在资源委员会所属泯江电厂当总务主任兼厂医,经常西装革履,挟着大皮包到班竹湾采购木材,到徐家茶馆吃茶,就这样与母亲相识。

    四十年代初春,他们结婚了。婚后母亲辞去了教师工作,跟随父亲到瓦窑沱电厂宿舍居住。抗战胜利后,大多数“下江人”都随政府返乡了,父亲由于厂方的挽留,暂时没走。49年乐山解放,父亲辞去泯江电厂的工作,准备携全家回江苏老家,那时已有了三孩子。但临走时接到家乡来信,称土改正在进行,凡担任过伪职的回乡都要挨整,父亲不敢回去,于是全家滞留乐山。在乐山专署登纪失业,得知父亲是医生,便被派到吉祥煤矿创办医院。母亲把我们几个留在外祖母家,跟随父亲去吉祥,在医院当护士。56年母亲去成都华西医大进修护理专业,学成后回到吉祥医院。

    母亲一生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相夫教子、默默奉献,展现了中国妇女勤劳善良的优秀品德。母亲有极强的处事应变能力,家里曾遭遇过二次巨大的冲击。57年反右时,父亲是医院的负责人,因物资供应渐渐紧张,说了一句:“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被人揭发。当时煤矿的书纪是位老红军,战争期间脖子受过伤,头是歪的。他经常找父亲看病,熟了,父亲同他开玩笑,称他为“向日葵书记”。运动来了,大字报贴满了医院,说父亲攻击新社会,丑化老红军,把父亲弄到台上批判斗争。医院外科有个旧军医,受不了高压斗争,自己打麻药,割断股动脉挣着双眼自杀了。父亲回家愤恨地说:“死不冥目呀!”当时我们兄妹五人都未成年,母亲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就主动地接过给刘书纪家中送药的工作,借机向刘书纪坦诚解释。书纪儿子发高烧,母亲日夜护理,用酒精一遍遍地给他擦身退烧。母亲的真诚感动了这对老红军夫妇,刘书纪替父亲说了话,加上当时缺少医务人才,于是把父亲内定为有右派言论的人,帽子拿在群众手中,随时可以戴上去。只是撤职处分,算是躲过了一场大难!

    “文化大革命”父亲在劫难逃,称之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游亍示众,还站在高板凳上接受群众的批判斗争。母亲没有屈服,经常公开同群众辩论,列举出父亲治病救人的事例反击,她不怕围攻、讥讽、挖苦,不屈地保护着父亲。

    母亲被下放到矿区食堂打杂,她总是默默地干活,一下班就步行五公里,赶回老厂照雇父亲。每次父亲受到批斗后,都尽量弄好东西给他吃,还把我们五个子女的照片放在父亲床前。她的悉心照料,让父亲增添了活下去的勇气,渐渐适应了监督劳动的生活。开斗争会时,主动带上黑牌子从容地站在人群中间,任随他们批斗。我们当时懂事了,也经常回家安慰父亲,总算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母亲有超凡的理财能力。父亲从不管钱,每月工资都由母亲掌管,仅有的一点收入,既要满足父亲的烟酒,又要保证全家穿衣、吃饭,还要保证我们五兄妹的学费、杂费。过年过节又要给两边的老人汇钱。母亲从来就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总能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们家并不富裕,但我们兄妹从未有过冻、饿之忧。而母亲却从没有穿过一件象样的衣服,经常就着一块冷馒头、一碗白开水对付一顿饭。她总是把好吃的端上桌,笑咪咪地站在旁边,看父亲儿女们吃喝,仿佛这就是她最大的乐趣。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因为是高级知识分子,国家每月特殊供应三斤黄豆、一斤糖、一斤肉、半斤油。母亲拿着供应本,每月都要走上四十里路,到五通桥市去买。她从不吃一口,除供父亲外,就常常留点肉,等读书的儿女们周末回家有点荤腥,美美的吃一顿。

    长期超负荷运转,长期营养不良,拖垮了母亲的身体,她双脚浮肿,视力愈来愈差。但她从不对人提起,从不叫一声苦。用她那摸糊的双眼,用她那布满青筋的双手,养育了五个儿女,支撑起了我们这个家。

    煤矿是事故高发区。有一次放暑假回矿山,我们一群小伙伴正在玩游戏。忽然响起了气笛的尖叫声,不像平时上下班的那种声音,而是一阵急促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哀鸣!人们从四面八方朝矿区跑,一股巨大的黑烟在矿区上空腾起,井下的瓦期爆炸了!

    我跟着一群哭喊的妇女、孩子们朝矿区跑,途中看见我的父母挎着药包也在跑。我们跑到煤场,看见矿井口变成了烟囱,不断地有浓烟涌出,一队矿警手拉着手地挡在前边。周围满是声嘶力竭哭喊着丈夫、儿子、爸爸的女人和孩子,我被眼前的景像惊呆了。三天时间,父母没有管我们,困了就自己上床睡觉,饿了就到不用付钱的救灾食堂吃饭。我们三兄弟每天都到矿上,站在远处看忙碌的父母。母亲穿着白大挂,不知疲倦地为伤员包扎伤口,为死难矿工清洗尸体,那形象深深印在了我的心中。事故料理完后,母亲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将我们三兄弟的衣物,分出一半,送到了邻居吴姨手里。她的丈夫在矿难中遇难了,留下三个同我们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我们家有好吃的,也常常盛一碗送过去。好多年以后,吴姨的儿子长大了,又当了矿工,经常把农村新鲜红苕、小菜送给母亲尝新。

    母亲对生活从没有丧失信心,家里受到冲击时,她也从未绝望。文革中“造反派”抄家,家中除几床被子,空空如洗。“造反派”不解地说:你们家就这点东西?母亲回答:钱用来“盘”儿女了,你们不会找到什么的!她常常对我们说:生活!生活!就是要生存,要活下去。她从医院下放到食堂打杂,天不亮就要起床,做好早饭、午饭,热在锅中留给父亲。然后步行五公里,赶去上班。晚上带上中午休息时买的食物,勿勿赶回家做晚饭。星期天又要同其他主妇们一同去赶场,给回家的儿女们买好吃的。成天忙前忙后,十多年如一日,从没有看见她不高兴的样子。有时她给我们洗衣服, 还要哼唱“白衣战土”的歌。

    高三时,部队来校招飞行员,功课、身体、个人表现都合格,这是百里挑一的机会。但政审时,由于父亲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于是刷下来了。我想不通回家抱着母亲大哭,母亲非常镇静地对我说:不要怪父亲,没有什么,你还年轻以后会有机会的!老三是我家学习成绩最好的,但他生不逢时,碰上上山下乡。母亲对他特别关怀,想尽办法将他办回江苏无锡的农村,劳动条件稍好一些。知青返城时,又将他弄回了乐山参加工作,后来成了一名工程师。

    母亲高度近视的双眼,因长期劳累,视力愈来愈不好。我们四处为她求医。雅安、成都、重庆各大医院都去了。但是因视网膜变异,没法医治。父亲去世后,她的双眼就没有了光感,失明了!我们很难过,都想让她跟随我们一同生活,但母亲是个独立性非常强的人,她不愿麻烦儿女,那家都不去。找了一个乐山专区医院吃低保的单身婆婆共同生活,每天那位婆婆扶着她,买菜、做饭、转路。而且在短时间内,练就了用手识别钱的本领,不同币值的票子拿到手中,一摸就能知道,卖菜的小贩们认识她,找补时从来不敢少给。

    乐山闭路电视,要增加收视费了,母亲认为不合理,就到广电局找局长。有人说:大妈,你眼晴都看不见了,要电视干什么?母亲大声说:看不见还能听,难道盲人就不关心国家大事!局长深受感动,不但不增加费用,连基本费都给免了。她每天晚上七点都要开电视听新闻联播,走到那里,都带着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她经常到公园同退休的老人们一起讨论时事,我每次回家她都要对时局发点评论。我暗暗吃惊!这样的太婆真是少见。

    一次年终,我回家看望父母。那年冬天特别冷,乐山下起了少有的大雪。吃完晚饭后母亲就到我的床上,捂着被子坐在那里,我还以为她怕冷,父亲对我说:你妈怕你睡下去冷,将床捂热。我双眼顿时擒满泪水,凝视着母亲,心里充溢着温馨。

    那年双亲到泸州看望我们,下午我们上班后母亲就出去了,她从未到过泸州,况且当时视力已经很差,看什么都是模糊的,她却端了一碗蹄花汤, 给在泸州二中住校的孙女送去了。老三的儿子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工作,这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她常常向我们打听安置办法,就在她病危时都在念念不忘这件事。

    我和老二长期在外工作,对年迈的父母是照顾不周的,特别是对失去视力的母亲,我们常常自责,感到愧疚,但也无法弥补我们的过失。母亲的美德却是留给我们的一笔无价财富,使我们终身受益。
    “春风已解千层雪,后辈难忘母亲恩”请母亲在天堂里好好息息你那疲累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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