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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爱的徐海东伯伯我们永远怀念您

    今年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开国大将徐海东同志诞辰110周年。
    徐伯伯在革命战争中屡立战功,深得党的信任和人民群众、广大指战员的爱戴,称颂他为“窑将军”、“中国的夏伯阳”。毛泽东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最好的共产党员”、“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对敌人而言,徐伯伯是他们闻风丧胆的“徐老虎”。
    建国前后的几十年里,徐伯伯不仅是我们父辈最敬重的老首长,而且他们之间还有着深厚的情谊和不解之缘。在父亲的回忆录李,就记述了许多他与许伯伯难忘的往事。
    1934年7月中旬,国民党东北军集重兵“围剿”我鄂豫皖红军。在河南罗山地区,为摆脱敌115师追击,徐伯伯率红25军主力,改道向南下铺转移。17日中午,父亲奉担任殿后任务的红73师梁从学师长之命,一气跑了十几里追上了转移途中的徐伯伯,向他报告了追敌已疲惫不堪,正在长岭岗集结休息,毫无防备的情况,徐伯伯当即策马返回长岭岗,仔细观察了敌情和地形后,迅速部署了一场围歼战,仅一个多小时就一举歼敌两个团,缴获轻重机枪120余挺,长短枪800余支,重创敌115师,给东北军三个月的“围剿”计划当头一棒,极大鼓舞了根据地军民。
    时隔27年后的1964年,父亲调京工作,一日去看望徐伯伯谈及此次战斗,徐伯伯恍悟地说:“追我回去的原来是你呀’,要不哪有那么漂亮的回马枪!”其实,诱敌深入,先疲后打,是徐伯伯指挥艺术中的一大特点,也是他以弱胜强、屡战屡胜的拿手好戏。
    红2S军转战大别山时期,我父亲在所辖第73师,先后任219团营部文书、师长秘书、团党务委员会书记等职。而后来红25军长征去了陕北,父亲却留在大别山,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原由正是徐伯伯授命的结果。1934年9月中旬,绀军为摆脱敌军合围,从河南罗山和湖北黄陂、孝感交界地区,再次转向皖西北。当部队途经父亲老家安徽金寨燕子河时,徐伯伯和吴焕先政委决定组建一支团山武装便衣队,就地开辟新的根据地,以便主力部队回来后有立脚之地。经梁师长推荐,夏云任队长,父亲任指导员。当时,父亲担心大部队离开后,仅靠便衣队的十几个人能否完成好这个艰巨的使命。徐伯伯把父亲和同志们带上一个山头,指着起伏连绵的山峦说:“同志们,这一带是我们红军打过仗,流过血,死过许多人的老苏区,这里群众基础好、地形隐蔽、有利与敌人周旋。你们都是本地人,人熟、地熟,依靠群众发展武装,镇压反动分子、打击反动民团,为红军建立一个牢靠的后方基地”。之后,徐伯伯又从部队挑出十几枝最好的驳壳枪和步枪、配备了充足的弹药,还留下了一笔活动经费。红25军离开后虽再没回来,但随着父亲的团山便衣队火种的燃起,很快在大别山区又陆续建立了几十支便衣队,他们飘忽不定、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之后,又编入了高敬亭重组的红28军。鄂豫皖边军民三年的浴血奋斗,让红旗始终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
    1939年,全国抗战局势日趋紧张,前线干部非常缺乏,在延安边学习,边养病的徐伯伯多次主动要求到前方去。11月,终得党中央批准的徐伯伯同刘少奇几经辗转来到皖东,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前身为红28军)第四支队司令员。当徐伯伯得知父亲此前曾任四支队手枪团政委,因高敬亭错杀事件被牵连而降职的情况后,他认为高敬亭在大别山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是有功的,虽有错但不该杀。对父亲等人的处理也是很不公平的,但碍于当时的情势和顾全大局情况后,大功的,虽有错,但碍于当时的情势和顾全大局而作罢。(1977年4月27日,遵照毛主席生前的批示,总政下发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为高敬亭同志平反昭雪。)
    当年12月中旬,侵华日军第6师团,纠集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我驻扎在周家岗地区的第四支队。徐伯伯根据敌情和刘少奇、张云逸关于“避敌锋芒,击其弱翼、出敌不意,在运动中歼敌的指示,以伏击、侧击和追击之战法,与敌激战三昼夜,歼敌160余人,取得皖东帆“扫荡”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徐伯伯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2岁当窑工,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黄麻起义,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我军卓越的军事家。他经历过百余次战斗,9次受伤,身上留有l7处伤疤。“徐老虎”骁勇善战的故事不论在大别山、伏牛山区,还是在秦岭脚下,陕甘高原、江淮平原都广为流传。万分可惜的是,这位驰骋疆场,令敌畏之怯步的我军高级将领,从1940年1月积劳成疾,昏倒在报告场之后,就一直和病魔作斗争。凡是熟悉徐伯伯的人都说:“可惜,他病倒了,恐怕很难熬到抗战胜利!”然而,他以顽强的生命力,奇迹般地战胜了死神。在华中战场,他抱病打游击,在病床、担架上度过了5个春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还在主持工作的父亲时常去看望徐伯伯。父亲曾对我说,他和徐伯伯等一些老同志,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都很部理解。不久,林彪、江青伙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徐伯伯写信“叫毛泽东下台,交权给刘少奇”。事实是徐伯伯在当年5月22日上书给毛主席提出三点建议,大意是:中央应按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选拔接班人;要趁毛主席、刘少奇等健在,挖出党内的“定时炸弹”;党和毛主席培养起来的这批老干部不宜换得太多,交接班要有个过程。7月30曰,在陈伯达,戚本禹唆使下,造反派抄了徐伯伯的家,把这封信底稿也抄去了,但对这样重大的“罪证”却一直不敢公布,因为徐伯伯的正义之声,是他们无懈可击的。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却变本加厉地给徐伯伯接连按上种种其它罪名,进行床前批斗。进而对身患重病的徐伯伯断氧、断药、不治疗、不护理,一直到1970年3月25日在河南郑州含冤去世。徐伯伯逝世后,他们还规定:“不准登报,不准写评价文章,不准送花圈,骨灰盒不准覆盖党旗。
    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同志亲自为徐伯伯主持了追悼大会,父亲和许多老同志都到了场。党中央为徐伯伯彻底平反昭雪,并作了公正的评价。
    2005年3月25日,在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我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的几位同志组织和主持了,经军委江泽民主席、胡锦涛副主席批准的,徐伯伯和周东屏阿姨的骨灰合葬仪式。
    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和民族,是黑暗的时代和愚昧的民族;有了英雄而不知道崇敬的时代和民族,是悲哀的时代和可怜的民族。
    一代名将 功彪千秋。
    浩然正气 铮铮铁骨。
    先辈虽逝 丰碑永存。
    敬爱的徐伯伯,我们永远怀念您!红军和铁军的后代们,誓将沿着你们开拓并为之奋斗终身的革命事业,以坚定地步伐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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