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安德东外，我所知道的，还有4位通信站战友已离我们而去。就是我在《怀念安德东》提到的张新民、张贵喜、李征，另外一位是襄阳的兵（名字想不起来了）。
包括安德东在内，5人都是通信站老兵，可能除李征是上世纪40年代末出生，其他都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但他们都没有达到中国人的平均寿命（72岁），也没有达到现在中国人习惯做“白喜事”（60岁）的年龄，令人惋惜。作为我们曾经的战友，更叫我们伤感。
前面，已为安德东祭文，现将我心中其他4人的印象写出来，如能勾起大家的回忆，想起他们在部队的模样，也算我们没有忘记他们，以此悼念！
张新民去世，是有一次到郑州得知；张贵喜的去世，是03年在武汉与战友聚会得知；李征去世，是这次老兵回访得知；而另一位襄阳老兵，与我有关，说来话长，下面再叙。
张新民、女、1969年兵，河南安阳人。性格象《小兵张嘎》中的嘎子，大伙叫她“张嘎子”。整天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乐天派。关于她有两则亲眼所见的趣事，可见一斑。两件事都发生在通信站从复兴路搬到民族学院之后，再到复兴路施工之时，且都是在返回民族学院的卡车上：
一次施工完毕，大家爬上返程卡车上，由于饥饿难忍，战友们便对马上要吃的晚饭“浮想联翩”，鸡鸭肉鱼，尽在其中，反正瞎想，又不花钱。正当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嘎子”突然来了一句，“鸡有几只腿”？不知谁接的很快，“两只”，说完哈哈大笑。大家也奇怪“嘎子”怎么问这么个问题，以为她有新招。但见“嘎子”不但不笑，还一脸严肃，自言自语道，“两只腿怎么站得稳呢？猪和牛站得稳，是有四条腿呀”。只见她把放在车箱板上的手收回，曲在胸前，随着汽车的运动，身体前后摇动，然后恍然大悟，“喔，人也是两条腿，可以站稳。对，鸡是两只腿”，我们那个笑啊，眼泪都出来了。
另一次，夏天，收工较早，上午就结束了，天气很热，上车时路过后勤小卖部，有冰棒卖。那时冰棒就是白开水加点糖精，凉后再冻，3分钱一只。“嘎子”叫一个男兵买冰棒，那人说，你要吃一盒我就买，吃不完你请我。“嘎子”一口答应，那男兵就买了一盒（好像是24根装），等上了卡车，当着大家的面，把条件重复一遍，交给“嘎子”。汽车从复兴路，经大东门、武珞路直奔街道口。我们则在车上看“嘎子”如何吃完一盒冰棒。开始，“嘎子”连咬带嚼，一半的冰棒很快就没有了，“嘎子” 还洋洋得意，“挑衅性”的问那男兵“怎么样”？过了大东门，“嘎子”的速度开始减弱，而且不再“吃”冰棒了，而是用舌头“舔”冰棒，任凭冰棒水顺着手流。到了傅家坡，“嘎子”的舌头发直了，也不知往哪儿舔啦，说话也不利索了，只听见“哦、哦、哦”的直叫。大家逗她“张新民，说话呀”，这时她急得流眼泪了。当天晚饭她也没有吃成，听说还拉了几天肚子。这就我们的“嘎小子”，“傻”得可爱。但“嘎子”的工作可不含糊，吃苦耐劳、埋头苦干、一丝不苟，心底无私。
总想有机会见到她，把此事提出来乐一乐。她去世的时候还很年轻，如花似玉，听到消息，令人扼腕，非常难受。
张贵喜，1968年兵，襄樊xx县人，转业前任电话站站长。烟酒是他的一大嗜好，他与安德东既是烟友也是酒友，除了我上次在“留言”栏讲他与安德东为“戒烟”，赌咒发誓以外，平时也爱和安德东开玩笑（较劲）。早餐，通信站一般都是吃馒头。某日，他们又打赌，谁一口吃得多，安德东选了几个最小的（可通信站最小都不小），慢慢的一口塞下3个馒头，张贵喜只得“俯首称臣”；张贵喜还与任秋冬的儿子结下“不解之缘”。给他（任的儿子，下同）一颗糖，就要他用手摸一下“小弟弟”，并放到嘴里“吧唧吧唧”，久而久之，只要张贵喜给糖并叫“来一个”，他就会条件反射式的重复上述动作，嘴里“吧唧吧唧”， 然后再去接糖。逗得大伙乐不可支。
写这些，丝毫没有贬低张贵喜的意思，只是通过个案地描述，才能把张贵喜的性格呈现出来，供大家的回忆。
张贵喜是性情中人，性格外向，不拘小节，粗中有细。在他任职电话站站长（管男兵4、5、6班，后分别叫架线班、电源班、电缆班）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大小责任事故和政治事故。年轻一些的战友们可能不知“政治事故”的分量，在那个年代，对于赋予领导责任的干部，鉴定中有这样的评语是基本要求，否则，他（她）的干部身份也就终止了。
当然，从张贵喜、安德东身上，也看到那种因在酒桌上“宁伤身体，不伤感情”的豪放，对身体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秋冬战友在《最后的一面》文章中告诫得对：“珍惜生命，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我还要提醒战友们：我们老了，身体要紧。除非被逼无奈，最好不要自伤身体。
李征，女，入伍时间和籍贯不详（知道的请填补），其父为宜昌军分区司令员，从福州军区调入通信站。李征是一个老大姐形象：为人随和、工作踏实、处事低调，是通信站不事张扬的为数不多的干部子女之一。
下面这一位，姓名待查，男，湖北枣阳人（也可能记错，但是原襄阳地区的），入伍年月应该与刘兴安同年。请襄樊市的战友在看完之后，帮助搜索一下，至少有个名字。
为什么说他的去世与我有关联，事情是这样的：
那是我刚当营长的第二年（1987年），收到一封信。
信中说（大意），我是某某，你认识的，原通信排摩托班战士。某年某月送信，回来的时候因私事弯到另一个地方，因急于返回，车速过快翻车，致使腰部受伤。当时害怕受处分，到门诊部拿了几张“伤湿止痛膏”，一直坚持工作，直到复员回家。由于干农活全靠体力，我的腰本来就没有看好，回来以后腰病复发，不能干重活，老婆经常埋怨，我说腰部受伤，她不信，说有伤为什么没有《伤残证》？我怎么讲都没有用，叫我抬不起头。我到县民政局，说明是在部队受的伤，要求照顾，民政局说，要凭部队的《伤残证》才能办理。我知道通信站变成了通信营，受伤的时候你也不是站的领导，但事隔多年，多次打听，我认识的只有你了，知道你在当营长，能否帮我补办《伤残证》，否则我没法活下去了。（上述的“我”均指那名战士）
接到信以后，我专门到门诊部找冯主任，问能否办？冯主任说，《伤残证》一般在复员时凭单位因公负伤的证明，进行检查，经过鉴定，然后评定等级，出具《革命军人残废证》。信中讲是因“私”，所以不能办。我说，他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出车是指派的算因公，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冯主任摇摇头，他的事隔的时间太长，就是因公，也无法证明腰伤是在部队发生的。我如实将情况写了一封回信，寄给那名战士，再没有得到他的来信。第二年（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他终于不堪重负，自缢身亡。
这是我在部队发生的两件内疚事中最痛的一件。如果我再努力一点，如果对他在信尾发出的“否则我没法活下去了”的呼声警醒一些，虽然没有办成，但给他一些安慰、给他一些具体的帮助，我相信他不是逼到万般无奈，是不会选择如此下策的，我感到非常内疚。
转业到地方，从事社会保险，在其5大险种里，有一个“工伤保险”。“工伤”和“公伤”，一字之差，内容迥异。我们在部队，一般理解为后者。所以，在开始接触“工伤保险”时，总以为“工”是“公”的笔误，但发现地方所有表述都是“工伤”，后来知道是自己错了。“工伤保险”有一条重要原则：无责任保险原则，即只要不是自残和犯罪，凡因工作受到的伤害（包括职业病）都算“工伤”。军人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都不为战争保险，但正常的优抚政策门槛过高或标准太低，不能保障军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根本利益。如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牺牲的战士，抚恤金只有300元，外加《烈属证》就是全部待遇。当时在宣传时只讲革命战士“无私奉献”，但对300元抚恤金，也引发许多议论和改革的呼声。直到1998年部队抗洪抢险后，才提上议事日程，1998年底或1999年解决了军队的伤亡待遇（时间跨度20年）。今年，地方已将全部工伤人员纳入“工伤保险”（见温总理月初在全国人大上的讲话），地方已经做了，军队何时能将全部在部队服役的受伤人员（自残、犯罪除外）给予相应待遇，只是时间问题（可能要相当长的时间，因地方从开始“工伤保险”到把全部人员纳入，也经过了20年）。
清明快到，怀念4位战友！特别是最后一位，你所遇到的问题，终有一天会解决，虽然你不能享受，但对还在重复你的问题的战友们是一线希望，愿你的在天之灵会为此感到些许安慰。
（刚看到新军《明辉不死》祭文，痛惜又一位英年早逝。向明辉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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