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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追忆-战俘营青春

    清明追忆-战俘营青春
    口述:赵英魁 撰稿:王丰
    1950年初夏,朝鲜战争突然爆发,上级号召解放军战士奔赴前线,抗击美国侵略者,20岁的赵英魁参加了入朝志愿军。
    入朝半年,赵英魁在汉城以北不远处负伤,被追击而来的美军虏获。
    1954年1月,近万名志愿军战俘被胁迫遣送到台湾。台湾当局对外宣称,朝鲜战场有一万四千余名中国战俘,拒绝重返大陆,选择前往台湾,投奔蒋介石阵营,并为这群赴台战俘起了一个名字:”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
    近期,作者在台北专访志愿军老兵战俘赵英魁,透过赵老现身说法,回溯这段令人刻骨难忘的战俘故事。

    1945年秋冬之交,我还不满十五岁,进入阎锡山部队当兵。进部队满四个月,排长告诉我们,现在部队人满为患,正准备裁员,一分钱都没领着,白干了四个月。后来我才晓得,钱饷都给排长私吞了。
    1946年春,国共内战全面开打。有位长辈在阎锡山部当连长,我就随着这位连长又回到阎锡山部,被编配在阎部第三十三军七十师工兵连当兵,驻地在太原外围地区,部队的任务是修碉堡、安地雷、构筑工事。这时内战越打越凶,晋省境内交通中断,回不了老家。过不久,“共军”攻进太原周边地带,城郊逐渐陷于漫天战火之中。
    1947年7月某日,工兵连奉命掩护团部突围,团长和长官们早已逃之夭夭,我们掩护部队边走边打,来不及撤退,乱军之中全部打散了。大雨倾盆,夜幕低垂,四方炮声轰鸣,杀声震天。打了一整天仗,像无头苍蝇似的四处奔窜,既疲乏又恐惧,我这娃娃兵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枪炮声铺天盖地,不知道该往哪里躲最安全。我狂奔到一棵大树底下,喘着大气,心想暂时在树下掩蔽休息吧。我才刚坐下不久,工兵连一个下士班长也气喘嘘嘘奔了过来。我问他:“眼下我们的人都跑光了,该怎么办?”他说:“部队打散了,我也不知道该往哪里逃,等天亮再说吧!”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远处走来两个穿粗布军服的军爷,衣服胸口别了一方符号,上边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我朝他打招呼:“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个番号啊?你们是胡宗南的部队吗?”内战时期胡宗南部调了不少人支持阎锡山部。走在前头那个操河南口音的军爷,面露不悦地斥责我:“胡说八道!什么是胡宗南的部队!我们是解放军。不要乱讲话!你们两个俘虏跟我走,我带你们进村里去。”我这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成了解放军俘虏!
    我被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成为一名战士,参加了解放太原的战役。这支隶属徐向前的队伍,在1949年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

    入朝被俘
    1950年八九月份间,由于朝鲜战事白热化,上级下达指示,要调我们到国防最前线去。大部队到达天津,我们在那里接受抗美援朝战前教育。上级命令,开赴前线的单位名额有限,一个营只挑一个连,采取自愿报名方式,但是,这项命令旋即引起战士们一阵喧闹,因为很多人来不及报名,志愿军即已额满。报不上名的人,群情激动,上级见士气高昂,便顺应军心,下令全军开赴前线。那年,我十七岁,隶属第十八军团第六十军第一八0师,阶级:战士。
    我军是第二阶段入朝的部队。入朝之后,桥梁和道路都被美国飞机炸成一片废墟。鸭绿江铁桥炸断,我们部队趁夜泅渡新义州。美机企图二十四小时阻滞我军的前进,公路、铁路、桥梁完全瘫痪。渡过鸭绿江后第三天,我军遭逢美机狂炸滥射,官兵伤亡颇重,但仍坚持战斗,士气昂扬。1951年5月份,我军渡过汉江,前锋距离汉城仅二十公里,上级突然紧急命令我军撤退。接到命令,我们非常错愕。我军两名随军韩语翻译,从电台广播知悉,我军已深陷美军包围。
    深陷重围之中,上级命令我军各自为战,往回撤至铁原,再行集结。接奉突围命令以后,因视线不良,我不慎失足掉进坑道里,摔伤了腿。我举步维艰,跟不上队伍,一路步履蹒跚,走走停停。
    天亮之后,来了几个手持冲锋枪的美军,他们先是对我们大吼大叫,继而比手划脚,示意要我们举起手来。我和另外三个无武装的伤兵,一块被送进釜山战俘营。因为天冷,腿部伤口疼痛难当,美军待我们稍微客气一点,一切都照规矩办事。美军把我们交给韩国兵看管,几个韩国兵像强盗似的,穷凶极恶,抢走了我的钢笔、皮带和随身钱币。一名韩国兵强迫我脱去皮鞋,逼我交换他的破胶鞋,我示意不肯,这韩国兵猛踢我受伤的腿,像土匪似的夺走了我的皮鞋。
    在釜山战俘营待了几天,我们被转送到济州岛战俘营。济州岛战俘营美军虐待中国战俘,故意给我们小麦粒当主食吃,而不配给我们面粉吃。许多人因为吃了小麦粒煮成的“饭”,不消化而泻肚子。战俘们向美军提出交涉,老美竟然答复说:”你们中国人吃米不也是这样吃的吗?”我们说:”小麦粒哪能吃?必须研磨成面粉做面吃啊!”美国人根本置若罔闻,掉头而去。恰巧,蒋介石的太太宋美龄,从台湾派来牧师,向战俘传教,我们借机向牧师抱怨美军虐待战俘,牧师大吃一惊,连忙去跟美军办交涉。美军突发慈悲,特地找来一条牛,专门用来牵磨,把麦子压碎了,再让中国战俘吃。
    但是,战俘营伙食配量严重不足。我们每天都要修码头、扛石头修房子、干各种粗活,吃不饱饭,根本没有力气做工。中国战俘再度透过宋美龄的牧师,向美军反映。老美这次竟然两手一摊:”你们中国战俘吃不饱,我也没有办法!”老美声称,战俘营的口粮定量,是遵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老美根本在扯谎!美军供应中国战俘一天吃两餐,主食是一小碗碎麦饭。菜色千篇一律,永远只配给我们吃绿豆芽,这绿豆芽哪里是芽,根本是老得像稻草似的梗子,塞进嘴里叽呱叽呱,怎么嚼都嚼不动。隔好几天才配给每人一丁点罐头牛肉、罐头马铃薯。

    刺字
    在我们进入济州岛战俘营之前,总数一万多人的志愿军战俘当中,悄悄混进了一批台湾渗透来的假俘虏,这批假战俘里头有一个叫黄效先的人,他是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兵败自杀的国民党军将领黄百韬的儿子。黄效先混迹朝鲜战俘营,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为身份掩护,表面上是宣传联合国政策,实际上在跟我们洗脑上大课,宣称共产党暴力统治如何如何,国民党在台湾积极建设如何如何,目的是要诱使我们去台湾。
    中国战俘里边,有不少是原国民党军四川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里头有不少出身国民党军校的成员,也有不少原国民党党员,在联军默许和台湾方面积极运作之下,这批人摇身一变为中国战俘营的管理干部,分别被任命为联队长、大队长、小队长、班长等职衔。
    上完大课,组织好干部,接下来第三件事就是发起刺字,就是在我们战俘身体上刺青纹身,刺上各种反共标语和政治口号。战俘起初都不愿意刺字,有好几个态度坚决的战俘,先挨了小队长一顿耳光,到了晚点名吹熄号以后,那几个态度强硬不肯刺字的人,被个别叫到营区暗处,他们被干部围住恐吓:“你们究竟是要吃软还是吃硬?要吃软,就乖乖刺字。我们是受上级命令,你们不刺字我们就要受处分,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小队长,也是原国民党军军官。他除了劝我们刺字,还派一个和我们年龄相当的班长,威胁我们:“关公不吃眼前亏,你们如果不刺字,害小队长交不了差,那么就不要怪他不客气,在这里,我们要打谁就打谁,要干掉谁就干掉谁,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可以把尸首扔进毛厕粪坑。”在威逼恐吓之下,战俘们迫于无奈,绝大多数人被迫接受刺字命运。
    刺完字不久,好戏高潮上演。某夜,集合晚点名的时候,干部上台宣布:“明天联军就要开始审查啦!你们愿意回大陆的人举手!”好多战俘思乡心切,纷纷举手。晚上趁大家上床睡觉以后,举手表示要回大陆的人,全被干部带到营房黑暗空地,施以痛殴,有的战俘当场被打断腿。挨了打如果还是拒不合作,就当场被活活打死。我们躺在床上,竖起耳朵倾听从海滩方向传来的阵阵哀号声,那凄厉的哀鸣,今天回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
    干部们的威胁绝非虚张声势,接下去的几天当中,有好几个战俘不明不白失去踪影。我们深信这些失踪的战俘,是被国民党干部杀掉了。
    最后阶段,他们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毫不避讳地将不从命的战俘活活打死。一九五二年春天,我就亲眼看过他们拿着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两名战俘,处死的理由就为了处罚他们不肯刺字。当局残杀了战俘之后,还迫令战俘派出代表,到现场观看战俘的尸首。他们对观看的战俘说:“你们看,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
    我认识一个战俘,原来是解放军排长,就在一天晚上被他们打断腿,动弹不得。我悄悄告诉他:“你怎么那么傻,你要回去何必现在讲出来呢?”他无奈地说:”我哪里知道他们诱骗我们上当?”最后这位排长仍然如愿返回大陆,只是他的瘸腿已经永远无法康复。
    战俘的手臂上、胸膛上、背脊上被刺上类似“反共抗俄”之类的字眼。还有些战俘营干部基于报复心态,竟然在战俘下腹部刺上不堪入目的污秽字眼,辱骂共产党的领导人。刺完字以后,干部们对战俘说:“刺了这些字,你们回去吧!你们敢回去吗?”
    刺字纹身之后,我们被转送到距离南朝鲜海岸更遥远的巨济岛,战俘插翅难飞。巨济岛战俘营有二十余万北朝鲜战俘,我们中国战俘一万多人。进入巨济岛战俘营,中国战俘的灾难并未就此结束。
    我们的手臂上,胸膛和背部,都已刺满反共标语。某日,一位干部跳上讲台,手上拿着一本杂志,猫哭耗子假慈悲地宣布:“各位,这里有一份香港出版的《新闻天地》,刊登了一篇报道,我念出来给你们听听……”他煞有其事地声称,凡是身上刺了字的战俘,回到大陆以后,就会遭到公审批斗,战俘会被罚站在台上,被迫用刀子把刺了字的肉,鲜血淋淋地挖掉。念完杂志的报道,这个干部问我们:“你们回去就会被批斗,会被当众强迫把刺青的肉挖掉,你们还敢回去吗?”
    这么一讲,战俘们真的被吓得面面相觑,这一招确实管用,战俘们在心理上软化了想回大陆老家的坚定决心。威吓之后,进而利诱战俘。台湾派遣“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会长方治,“军人之友社”社长江海东,连袂到朝鲜,对战俘提条件,故示优待。江海东说,只要战俘肯去台湾,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假如不肯去台湾的,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像是印度),悉听战俘尊便。
    在国民党官员甘言诱惑之下,战俘们不知不觉入其彀中。战俘们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误以为国民党当局会让战俘来去自由,可以先到台湾,再转往想去的中立国家。

    牢狱
    一九五四年一月,美军与国民党连手把我们运往台湾。
    船抵达台湾基隆,战俘们直接被解送台北市南郊的林口,一个叫苦苓岭的地方。苦苓岭有一个军方单位,它隶属国民党军“总政治部”辖下的“心战总队”。被威逼利诱送抵台湾的战俘,总人数号称一万四千人,被编成两个联队,后来,我们又被安上一顶高帽子:“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
    到台湾之初,连续发生好几宗战俘上吊自杀悲剧。战俘原本深信国民党当局会尊重他们的意愿,送他们到别的中立国家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到台湾后,立刻失去自由,被集体送往“心战总队”,形同关押。还施以密集课程,强迫这些“反共义士”上课,灌输党国思想教育。台湾当局又发动所谓“请缨从军运动”,强迫战俘签名附和。有一位我熟识的战俘,因为不愿意当兵,干部不断纠缠,逼得他最后走上自杀绝路。
    我被强制分配到嘉义民雄国民党军“教导营”后不久,1955年3月8日,突然几名武装军人将我逮捕,罪名是涉嫌“叛乱”!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指控弄得惊慌失措。
    这桩“叛乱案”和一位名叫李国安的战俘有关。李国安在韩国战俘营里,曾经参加话剧队演话剧,台湾还发了一纸奖状,表彰他为台湾宣传的功绩。李国安就向战俘营干部反映他的意愿,希望去台湾后能进军中康乐队。到了林口“心战总队”,上面却不理会李国安想去康乐队的申请,直接分发李国安到部队当兵。几次向上头反映,却得到“没有办法,这是上级命令”的答复。李国安心里十分气愤,频频抱怨上了国民党的当。
    分发部队服役后,空闲时间,总和李国安等四、五位战俘朋友凑在一块谈天说地。李国安不管旁边有没有人,破口大骂国民党不守信用。
    某日,李国安牢骚满腹,高声大骂:“国民党不如共产党好,我们从前被共产党俘虏,人家还不曾欺骗过我们呢!国民党是骗子!还在我们身上刺了那么多字,将来有机会回大陆,身上刺了这许多反共标语,我们是两头不讨好。”当时有人提议,大家在台湾举目无亲,何不结拜兄弟,以后兄弟有难或者遇有病痛时,也方便彼此有照应。
    可能是李国安讲话口无遮拦,遭军中特务“政治战士”向政治部检举,李国安首先被政治部逮捕。受不住刑求逼供,李国安供出我们结拜兄弟的事。不久,我们五人全部被抓捕。政治部完全不理会我作的任何辩护,硬栽给我一项莫须有的重罪:“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第一审,我们五个人有两个被处死刑,三个人被判无期徒刑,我被判无期徒刑。
    审讯过程中,我们都有受刑被拷打的经历。我双手被捆绑在吊架上,我不肯招供,特务启动铰盘,把我高高吊起,他大声吼叫:“你到底承不承认?”我摇头表示不承认,他就再把我往上吊上。这时,我的手腕痛彻心腑,两手几乎脱臼,实在痛得受不了,只好被迫低头认罪。
    我们五个人里头有一个是山西洪桐县人,恰巧第二审的军法官也是山西洪桐县人,他详细审阅了全案的档案数据,军法官很同情我们的境遇。他轻声说:”你们五个人文化水平都不高,有人甚至不识字,怎么可能‘组织叛乱团体’呢?”他当场训诫:“以后你们这些孩子讲话要当心了,不要再乱讲话。”
    我的无期刑期,经军法官改判成有期徒刑五年。但是,我被关押了五年期满后,因为没有人敢保释我,所以又被送到“游民收容所”,和一群流浪汉、和疯子关在一起好多年。算算我前后被监禁长达十年,其间,还被关到火烧岛(绿岛)一年。最后,幸蒙一位在韩国战俘营当过我们队长的退伍军官出面作保,我才终于获得自由。刚到台湾时我才二十三岁,出狱时,已经快要三十好几了,大好青春岁月,一大半在牢里蹉跎。
    记得在我出发上朝鲜战场前夕,曾经往家里寄了一封信,说我要去朝鲜打仗了,希望家里捎一张全家福照片给我。之后音信渺茫。家里没我的消息,以为我打仗打死了。我家大门口挂上一只“烈属”木牌,大陆政府按月送钱给我母亲。“烈属”木牌,保护我家两老未受文革之苦。直到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我才一偿回乡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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