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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奠父亲悼词

    我 的 父 亲

    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但每当提笔时,心里就感到一种揪心的痛楚。每当我想起那和蔼、消瘦的父亲,心理就感到酸楚、沉重;对父亲的思念总是那么沉痛,我无法静下心来写下去······

    父亲是个苦命的人。在他一岁左右的时候我奶奶就因病去世了。父亲由我的老奶奶抚养着······,老奶奶家在当地也算是较富裕的家庭,老奶奶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我的爷爷在家是老大,老实得有点愚眛,而弟弟和妹妹却个个既胆大又聪明。由于爷爷在家中不受人尊重,失去母爱的父亲的在家中的地位只能是个“没娘的孩子”。父亲在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老奶奶的家里从事体力劳动了,挨打是经常的事。有一次干活不如意,四爷爷一巴掌打过去,父亲的右耳就聋了。我的姨姥娘没有孩子,她把父亲接了过去;爷爷也续了弦,跟着女方在外做买卖,我们这一支在家中就没人了。不久姨姥娘死了,她的家人并不欢迎父亲的存在,没办法,父亲一气之下又回到老家,但是这时老奶奶家早已分家了,家里没有分给父亲这一支人任何家产,父亲只好借了本家弟弟的两间破南屋暂时住了下来。老奶奶自己也跟着儿子过日子,哪还能管得了父亲呢?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父亲跟着一个做小本生意的曹姓人混饭吃。老奶奶给父亲找了我的母亲并操办了婚事,但母亲过门后才知道父亲没有任何家产。爷爷在和“后奶奶”做了多年买卖后,因为老了,不中用了,在春节来临之际被一脚踢出了家门。爷爷立即气得眼睛看不见了,艰难地往家走。当走到安里村的五道口时终于倒了下去,在过年的时候病逝了。没有任何财产的父亲和母亲怎么办啊?父亲借了点钱买了口简易的棺材,连“老衣裳”也没给爷爷买,用一块“土坯”当枕头把爷爷安葬了。爷爷没有给父亲留下一点财产,却给父亲留下了许多饥荒······

    爷爷一入土,许多南邻北舍说爷爷借过他们的钱和粮食,要父亲还债。人死无法对证,父亲只能答应按数归还;无而这时的本家却又提出要卖父亲借住的两间破南屋。父亲真是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了。我母亲跑到她舅舅家骗了一辆小车和一车粉皮,说好三天还他,然后父亲先将粉皮推到羊口卖掉,然后从羊口装上盐回来,路过漯河时正好是深夜,结果车子误在了河里。冬天的河水在脚下淌着,车子往前推不动,往后又倒不回来,越陷越深,但又不敢放下车子······车上装着盐哪,见水就化了,父亲只能站在冰冷的河水中等待天明行人的到来。天亮后许久行人看见才帮着将车子弄上岸来,这时父亲的腿已被冻得无法挪动了。为了还债和留下两间破南屋,父亲就是这样在外边硬挺了四十多天未回家,而母亲在家急得直哭,为父亲担惊受怕。父亲回家,将饥荒全部还上了,并买下了借住的南屋。从此,父亲和母亲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开始了新生活。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里就穷的四角空。一个破烂的院子里,只有两间随时可能倒塌的又窄又矮破南屋,屋四周的墙体上开了许多上下通缝,光线能从墙缝里射进屋里;为了避免冬天冷风从墙缝里往屋里灌,墙缝中塞进了许多柴草。整个屋里只有一张破抽头、一个破柜子和两把椅子算是家具,据说是在母亲结婚时,姥娘没钱置办嫁妆,姥娘把自己结婚时的嫁妆用红颜色刷一遍成送给母亲的。这是全家唯一值钱的家当。土炕上只有两床破被子,用芦苇编的席子没有边,席下面是草。一年到头,全家人就挤在这一个炕上睡觉。南屋后边是一个诺大的树园子,北面和东面是约有大半人高的土院墙。站在院子里望北一看,不远处就是有名的“秦家墓田”,松林密布,坟头林立,阴森森的好恐怖,天一黑下来,人都不敢在院子里待。家的西北角是用木头做的寨门,上面别着许多荆棘,使我们全家感到安全了许多。

    白天父亲上山烧石灰,母亲和刚过十多岁的姐姐到生产队里干活,开始是二哥、我和四弟在家,后来二哥上学去了,就只有我和四弟在家看门。家里总被一种恐怖的氛围笼罩着。我们藏在院子的角落里,吓得不敢吱声,盼着母亲中间回来看我们一眼,给点水喝,更盼着父亲早点回来。由于处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家里几乎没有粮食,天天吃用树叶、谷糠、高粮壳、地瓜蔓、掺上一点粗粮做的“粑拉子”,要知道那种“粑拉子”几乎全是树叶子,看不见一点粮食,有时候则用榆树皮代替粮食,我们吃了经常拉不下来屎,只能用东西一点一点的抠。太阳一偏西,我和弟弟就不停的用眼睛瞅着寨门,盼着父亲的身影出现。父亲在生产队的石灰窑上干活,每天中午公家给他两个用粗粮做的窝窝头,他自己吃一个,然后拿一个回来给我和弟弟吃。每次父亲回到家,小心翼翼地把窝窝头掰成两份,然后再把其中的一份掰成两份,大的给四弟,另外两份分给我和二哥。每当我们拿到一小块窝窝头,像吃点心那样香哟!

    一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听到父亲和母亲悄悄地起来出去了。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去,就悄悄地跟了出来,只见父亲爬到我们家院子墙外张家树园子的一棵大洋槐上用刀往下砍树枝,母亲则忙着在地上寻找并捡起父亲砍下来的洋槐枝赶紧抱回家;一不小心,父亲把刀砍到了自己的手上,虎口上血淋淋的好吓人······他们将偷来的洋槐树枝上的叶子揪下来,然后泡在水里;第二天天不亮母亲就起来把它做成“粑拉子”,父亲上山时好带上一些省出一个窝窝头来给我们吃。那时候我也就是在四、五岁左右,四弟才一二岁,就靠父亲从嘴里省的窝窝头活命啊。父亲在山上干的是超强度的体力活,一个窝窝头怎么能行呢,但为了让我们活下去,在从事超强度体力活的情况下,靠吃野菜叶子和喝水充饥。

    从小我就养成了“护食”的习惯,无论吃什么,我吃饱了才让别人吃。一天家里买了一点虾酱放在锅里放成汤,我护着锅子不让全家人吃。结果一不小心将手伸进了锅里,直到现在右手上还有许多疤痕哪!记得五弟过百天的时候,家里用粗粮做了面条。安照当地的习俗,家里要将一小碗面条倒到水井里去,我知道后嚎啕大哭,追着母亲不让倒那碗面条,直到哭睡着了为止······

    一年秋天,我的肚子胀得鼓鼓的,父亲背着我冒雨走了十多里路赶到矮槐树去看“大夫”,可看完了病没钱拿药,急得父亲团团转,几乎要给大夫下跪,大夫说可以将“杏仁”用锅烤干磨成面当药,父亲真是找到了救命的法子,一个劲的“谢谢大夫”。我隐隐约约地记得,我二哥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就是因为肺炎无钱医治而离开了人世,父母亲哭得像个泪人儿。

    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父亲只将那半块窝窝头给我和四弟吃,二哥只能先站在一边羡慕地看着,眼看我们就要被饿死了,母亲就把二哥送给了曹家庄的姨家,说好了送给他了。可后来生活稍好些时,父母亲就反悔了,硬是把二哥要了回来,直到二哥成人以前,母亲都不敢让二哥去走姨家······

    那时候我们盼着父亲回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父亲回来时总给我们带些小玩意,春天给带点“豌豆嘴”,夏天带点“蚂蚱”,秋天带点“瓜络子”或“蝈蝈”,反正不是这种野菜就是那种小动物,这都是父亲在干活休息时捉的呀,目的是让我们吃一点,免得被饿死。最让人高兴的是秋天的杮子了,黄黄的,用火烧烧后可甜哩。他还给我和弟弟做一些小玩具,比如用树枝做个“转儿”,用破砖头做个“小碌碡”什么的。那时候,父亲是我们的盼头,是我们的脊梁骨。因为有了父亲,我们可以有点吃的;有了父亲,我们可以有点玩的。我们深爱我们的父亲,父亲也深爱着他的孩子们。

    南屋实在不能住了,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倒塌了,所以父亲又为住房问题发起愁来。我们家东面是我们家的树园子,是父亲和母亲在建国初期时省吃俭用买的一户曹姓人家的。买来后父亲栽上了许多小榆树苗,一来夏天可以吃点树叶,二来也为将来用木材做准备。六二年冬天的一个早上,我们突然发现十几棵榆树白条条地立在那里,榆树皮被人偷走了!榆树才比茶碗稍粗一点哪。父亲和母亲一块儿把它们砍倒,算是有了屋帽子。然后父亲日复一日地每天下山都捎回一小车石头,直到盖房的石头够了为止。父亲和母亲开始张罗着自己打土坯,然后大伙帮忙盖了二间东屋。东屋刚盖好,南屋真的倒塌了,两间东屋比原先的南屋好多了,在我们看来,这两间泥草屋简直算我们家的皇宫了。由于我们一家八口人住两间东屋确定太小了,并且我们一天天长大了,住在一起确实不方便,而南屋倒下来一套旧屋帽子,所以父亲又张罗着盖起北屋来。当时盖房子主要用土坯,这个可以通过找人帮忙用打坯模子和泥土打成土坯就行了,而屋顶用的麦秸生产队里就分,如果不够可向邻居借,明年生产队里分了再还人家;屋帽子有了,主要缺石头和门窗。为了做门窗,父亲和母亲只好卖粮食。我清楚的记得,一九六四年生产队里开始分小麦,我家一家七口大约分了五、六十斤小麦,用坛子装起来埋到屋内门后的地下,留着过年;六五年分得多了一点,却卖掉了两布袋粮食用来盖屋。但卖完粮食后一不小心,钱却被小偷偷去了。为了这事,母亲骂了父亲好几天,父亲也懊悔不已,从此父亲在家再也不管钱了,直到病逝。父亲每天照例捎回一车石头,风雨不断。三间北屋所需要的石头就是这样由父亲自己运回来的。父亲的一个同事叫徐继尧,他还帮着父亲打了十多块四四方方的站板石,准备放在北屋的前面。父亲一次在装石头的时候,手被石头倒在下面,疼得直打哆嗦,拿出手来一看,手指头硬硬的给压破了。我大哥元俊从小就在邻近的“仉行”村上小学,后来又到孙娄上了中学。大哥看到父亲自己推石头太累了,就开始给父亲拉车子,后来就不上学了。我大哥记忆力惊人,学习是出名的好,老师数次来叫他去上学,但大哥说家里太累了,无法再上了······

    从前我们家里很穷,那时候人民公社不让做生意,只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父亲为了养家糊口,一天工也不耽误,既使身体不舒服也拖着病身子去干活。但父亲又是个喜欢帮助别人的人。只要别人家有事,他总是想法设法帮忙。他为了挣工分舍不得耽工,就只能业余时间帮助别人了。人家盖房,他每天给人家捎石头或者石灰回来,夜晚帮别人干活。所以在我们家盖北屋的时候,来帮忙的乡亲们特别多,有借给麦秸的,有帮着打坯的,大家非常卖力气,几天就把北屋盖好了。随后家里又盖了三间小南屋,盖了大门,盖了一间西屋,盖了栏···在贫穷中,父亲用勤劳的双手建成了我们的家。

    父亲是个非常勤劳的人。尽管他一生瘦瘦的,一米六几的个子,但是什么脏活累活,只要挣工分多他都干。他一生中开过山、烧过石灰窑、种过地、拉过大粪······由于体力过度的透支和营养不良,身上留下了许多毛病,腿痛、痔疮、六十岁过后便腰疼得既直不起来又弯不下去,整夜的呻吟,四弟带他去做X光检查,发现整个腰椎融合成了一块,失去了弯曲的功能。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后,父亲将地里的活一个人包了;每天早上天不亮,用小车推着四、五十斤的豆腐皮步行二十里去化建赶集。下午回来再推磨子做豆腐皮,直到半夜做完。在集上由于小偷多,他怕小解时豆腐皮被偷,干脆一上午不敢喝水。由于长期过度劳作和憋着不小解,他得了小便失禁的毛病,直到去世······

    直到晚年他还是闲不住,在家里收拾这收拾那,把家整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由于腿脚不便,他从不出大门。在家里烧火做饭、喂猪喂鸡,一停不停的忙碌着,由于身上有多处毛病,他一休息就疼痛不已。他靠劳作支撑着自己,直到离开人世。

    父亲是村里公认的能干活吃苦的人。在他病逝以后,大伙评论说父亲干了一辈子的活;父亲是个善良的人,一辈子没有害过一次别人;家里虽然穷,但他从来不赚别人的便宜。在他病逝以后,大伙评论说父亲这人一辈子没有坏心眼,是个善良的老实人。

    父亲是个重情谊的人。父亲小的时候,一家姓曹的本家没有男孩,女儿出嫁后,老奶奶让父亲给他家的老人伺候并死后由父亲领路发丧。他家的财产被继承后,父亲没有得到一点东西,但父亲仍然每年去看老姑。我们家和老姑家走动得很好。我们小时候每年春节都到南阳村去看老姑。老姑及我的表大爷非常同情父亲,对父亲很好。老姑还时常到我家来住上几天,算是走走娘家。

    父亲小时爷爷曾经续过弦,但“后奶奶”在爷爷老了以后一脚踢开了爷爷。爷爷就是在回家的路上摔倒并随后去世的。在“文革”初期,这位“后奶奶”在自己也老了以后突然找到我们家来。父亲还是把她当成长辈,把她留下来并尽其所能的招待她,并提出让她在我们家渡过晚年。庄里乡亲们都说父亲不该管她,因为她过去没有管父亲一天,父亲吃了那么多苦。但父亲总是对乡亲解释说:她总是个长辈啊,人也老了,我们不应该再和她计较什么了。

    自幼失母,父亲从小不知道姥姥家的门,只知道姥姥家是一个叫王家桥的地方。每当看到别人过年走亲戚时,父亲总是觉得很难受。在一九六八年春节,大哥提出和父亲去找老姥姥家的门。多少年不走动了,一路问到了王家桥,然后逐家的打听,还真找到了姥姥家,见到了婊叔,真是又高兴又痛哭。从此父亲见人就说找到了姥姥家的门了。

    我们家穷,只要别人对我们家有过帮助,他总是念念不忘。只要对方有事,他总是尽其所能去报答。父亲一生中遇到过太多的难事,他太理解处于困难中的人了。父亲一旦遇上能帮助的困难人,能帮的他会一定去帮人家把。一年冬天,突降大雪,一个姓杨的老头卖杮饼回不去了,父亲就将他请到家里过夜,把他淋湿的衣服烤干,拿出酒来和他喝。谁知过了不久,杨大爷和他的儿子找上门来表示感谢。从此我们两家成了好朋友。我们家盖好北屋后的那年冬天,从北镇来的几个干木匠的人住在生产队的场棚屋子里,父亲知道后就把他请到家里来,让他们住在刚盖好的北屋里。六七年建设炼油厂,我们一家八口人只有两间东屋和三间北屋,为了支援国家建设,我们家硬是八口人挤在三间北屋里,让一家工人住在东屋里。而在三奶奶家暂住的赵姓一家职工在搬回化建的时候,东西放在街上迟迟不见汽车来,父亲看看过晌午了,就下了一锅面条给人家送过去。

    由于他从小就处于一种无人关心、没有亲情的困境中,所以父亲对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每当过年,他总是念念不忘那些帮助过我家的人,让我们一定去给人家磕个头。在我们长大以后,他总是说这个人的好、那个人的好。别人给予他的一点帮助,他都牢牢记在心里,并叮咛他的儿女们别忘了人家的大恩大德。

    父亲一生中最不能容忍的是偷盗和游手好闲;他希望他的儿女们都像他那样勤劳、正直和诚实。所以他对儿女的品行看得非常重。为了培养儿女的品行,他在以身作则的基础上,采取严格要求的办法,让我们从小养成好的习惯。每天天一亮,他就喊醒我们,然后分工:这个扫院子,那个挑水,我们人人都有活干。久而久之,我们姊妹六人都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个性。我的二个哥哥都是干起活来不知道累的人,而我的姐姐从小就挖菜、拾柴、打猪草,做饭、挑水、看孩子;全家人天天都早出晚归,忙里忙外。我们小时候一放学我们回家放下书包就拿着篮子打猪草,挖野菜;秋冬天则每天放学后外出拾柴禾。晚上无一例外的是由姐姐带着我们推碾、推磨子。那时候上电磨磨一斤粮食大约需要五厘钱,我们家除小麦外,几乎全是通过推碾子压面。我们尽量不让父亲再去推碾,而父亲总是干一些我们干不了的或不会干的事儿。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们姊妹六个都养成了不怕吃苦的品行。

    过去我们家太穷了,但父亲自己却从来不赚公家的任何便宜。我们小的时候父亲最怕我们和有偷盗习惯的孩子玩,怕我们染上看见别人家的东西眼红的坏毛病。在父亲的教育下,我们姊妹六个都成了规规矩矩的人。我们在学校里都是听话的好学生,在校外都是懂事的乖孩子。我们从来不和同龄的孩子打架,从来不跟着别的孩子干坏事。记得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夏天在生产队的场院里打场,下半夜是又困又饿。打场的所有人都到队里的菜园里摘黄瓜吃,我就不敢去。因为父亲一旦知道我偷生产队里的东西,他会发脾气的。后来看到别人摘来的黄瓜又脆又甜,忍不住和别人一道去摘了几支黄瓜回来,但又舍不得全吃光,就藏在衣服里,天一亮拿回了家,结果让父亲知道了,把我大骂了一顿。按照他老人家观点,人家都摘那是人家的事,自己绝不能跟着别人去偷生产队里的东西。他怕他的儿女学坏了,他怕他的儿女染上坏毛病。他对儿女管教是很严的,每当他对我们发火的时候,母亲总是出面给我们“护局子”,然后平息下来。父亲一生中从来不打他的儿女,我们姊妹六个长这么大,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们,顶多只是教训几句而已。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上乱糟糟的,今天斗这个,明天整那个,运动一个接一个。他可是天天提心吊胆的,怕我们惹上事儿。他并不是思想落后的,他从内心里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他希望我们进步,希望我们革命,他以自己是贫农为荣,但又怕我们说错了话干错了事,所以天一黑,就关门,让我们在家学习写作业或让大哥给我们讲故事,而不让出去。他希望他的儿女有出息,但不希望儿女在村里出风头。

    父亲是我们家的脊梁骨,他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长大上。他盼着我们长大,盼着我们将能有出息。他没有上过一天学,不识字。小时由于生活所廹养成了良好的记忆力。无论什么事,全靠脑子记。在我们小的时候,生产队里记工分,他需要将自己和母亲一个月干的活全记在心里,然后月底和记工员核对。哪一天早晨干什么活来,都是和谁一起干的,记得一清二楚。记工员从来不敢少给他记工。父亲的记忆力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但他深知不认字的苦处。所以父亲和母亲对儿女的教育问题是十分重视的。按照他们的话说,“只要孩子能上,就是砸锅卖铁也供孩子上学”。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困难得不得了,他还是让大哥去邻村上完“完小”,然后又让大哥去孙娄上中学,直到六五年家里盖北屋,大哥看到父亲太辛苦了坚决不上了为止。我和二哥、四弟、五弟都是高中毕业。父亲最尊重的人是教师。我和二哥上小学和初中时,老师需要由学生家轮流管饭,轮到我们家时,父亲总是尽最大可能宽待老师,每次管饭都上酒。要知道那时候的老师是“臭老九”,学习仿佛是罪过一样,老师敢说让我们革命造反,可不敢说让我们学习啊。所以老师总拿着我们非常好,要求也非常严,我们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每天放学回来。父亲都要看看我们写的作业,尽管他不认字,他可认得我们是否写得工正;他也知道作业本上老师打 “×”代表错了,打“√”就是对了。他见到老师总是一句话“孩子你可严加管教哟”!每当我们考了好成绩,父亲总是十分的高兴。父亲最高兴的是学校开家长会,因为我学习出名的好,父亲总沉得脸上有光哇,他总是早早的到学校去。每当和别人议论起孩子的学习来,他总是很得意。那时候讲的是革命而不是学习,社会上盛行着学习好的孩子一定思想落后的风气,但他老人家却总是以孩子的学习成绩为荣。他将我们的奖状贴在房子最显眼的墙上。在他朴素的思想中,孩子不学习,还不如干脆别上学下坡干活呢。他觉得自己的儿子不再像他是个文盲了,多少是个“文化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般农村家庭累的孩子上完初中就不再上学了,因为一个小青年在队里可以挣到3000多工分哪,而父亲总是尽量让我们上学。一九七五年,二哥元杰读完初中转到淄博七中上高中了,而我也于七六年转到了淄博七中读高中。尽管家里非常需要我们挣工分贴补家用,但他老人家的思想却是“只要孩子想上学,就是砸锅卖铁也供应”。我和二哥同时上高中,每个人需要捎一周的饭。但父亲和母亲无怨无悔地于每周末给我们做上二个人一周的饭,让我们安心的读书。

    一个周末我护校,星期天的早晨却哗哗地下起雨来。看看宿舍里,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肚子里却饿得不行,没办法,我心一横就将褂子往头上一披,往回赶。上了路后雨越下越大,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只有雨点落地的声音。土路滑得直让人摔跟头,等步行到仉行村南时,远远地看见父亲踏着泥泞的土路艰难地接我来了。他老人家身上披了个用茅草编的破“蓑衣”,手里拿着一把破雨伞,裤腿全被雨水打湿了,还粘了不少泥,鞋子里灌满了泥浆。

    七七年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浙江冶金经济专科学校,可把父亲高兴坏了,在他看来,我们家出了一个状元哩;母亲却为上学的事发起愁来,因为在她看来,浙江真是太遥远了。她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父亲却知道儿子不去上学意味着像他那样继续在农村受一辈子穷。最后,父亲和母亲狠心将全家全年分的二百多元钱全部给我做了新的衣服和被褥,买了洗脸盆等行李,让我去浙江读书。当时大家心里明白,儿子这一走,可能就被分配到天南海北工作了,可能难以再回到生我养我的临淄故土了。在送我上学的路上,父亲一句话也不说,眼泪不停的流出来。他是既高兴又揪心哪。等我坐的火车逐渐远去时,我看到父亲不停地用手擦着眼泪。多少年了,这是我第一次见父亲落泪。

    七九年四弟元奎又考上了山东中医大学,他老人家太高兴了。不识一个字的父母,竟然连着培养出了两名高考学生!他感到自豪,但他却承担了太多的苦难。尽管学校每个月给我们十二元的助学金,我们也决不乱花一分钱,但毕竟每月三十斤定量却不够我们吃的。孩子上学需要钱,而那时候生产队里每年只分一次钱,平时家里就靠两只老母鸡下蛋换点钱零花。哪里来钱供应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呢?他老人家真是愁死了。家里没有任何来钱的地方,生产队里分的那点粮食还不够吃呢,卖了吃啥呢,而母亲由于疼孩子,又总是唠叨父亲没本事供孩子上学,父亲经常难为得跑到村头去偷偷地哭。

    父亲疼爱我们,他想给我们寄一点钱,但又实在没有任何办法。而在外面上学的我尽管知道家里的困难,但又总是指望家里能寄来几元钱。他东门借西门借,然后给我们寄上十几元钱。当时老百姓都没有钱可借哪,后来干脆借不到了。当时父亲给生产队里拉大粪,他只好从厂里找点破铁藏到大粪车下面弄出来卖上一元二元的钱然后给我们寄去。他无论多么困难都从来不拿别人东西,但是他实地没有办法了。可弄了一两次之后,厂里发现了,每次大粪车出厂时都要详细的检查,他又绝望了。当他想到我们可能在外吃不饱时,冒险去偷公家的废铁,可是当爬上墙去的时候,被人发现了,一个跟头摔下来,将裤子划烂了,腿也划了道大口子······

    那时候弄粮票比弄钱还难,市面上能见到的都是“山东省粮票”,而给我的粮票必须是“全国通用粮票”。父亲和母亲弄点“山东省粮票”后,还要到辛店红旗饭店等着一点一点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给我寄去。我的父亲,你虽然为你的两个儿子能上中专和大学感到高兴和自豪,但你的两个儿子在圆大学梦的过程中你吃了多少苦哇。

    一九七八年夏天学校放假后我从浙江回到老家,见到的父亲几乎让我吃惊:他穿着无法再补的衣服,还有几个来不及补的窟窿,简直像个讨饭的人。如果地路上碰上他老人家,我一定认不出这就是我半年日夜思念的父亲!他放下扫帚,站在院子里不停地招呼着家里人:“老三回来了,老三回来了”。然后站在那儿朝我笑。半年不见,他比过去更消瘦,更苍老了。是啊,为了让我体面的上学,家里把上年生产队里分的钱全部给我买了上学的东西,没有留下一分钱。为了我上学,成年舍不得吃一次水饺,更舍不得打一点油吃,家里的两只鸡下的鸡蛋全部攒起来卖了。他们省吃俭用,咬着牙供应我上学,后来四弟了大学后,家里就更难了。父亲没有任何挣钱的办法,只能靠自己的节俭来接济我们。

    我上学走时,母亲硬是将二哥平时穿的较为新一点的衣服要过来让我捎到学校去。那时候二哥已到了谈恋爱的年龄,需要适当的打扮打扮啊,可我的父母将我上学当成了家里全部的支出,而不给二哥做一件新衣服。全家人把一切化销全部停止了,时常吃饭时连咸菜也舍不得吃啊。父亲天天逼着二哥给我写信,每周一封信,他们不放心几千里外读书的我呀。他们挂念着我,怕我缺钱,怕我吃不饱,怕我分配不回山东来,怕我在外遇到不测。每当临近放假,家里总是设法给我寄上二、三十元,让我放了假回家来。我在学校里最怕钱化光了,我知道家里没处来钱,每次写信总忘不了告诉家里我还有钱,让他们不用愁钱。就是毕业时,我也没有给任何同学买过记念品,我算计着,一定留下回家的路费,不能再向家里要钱了,可到了火车站托运行李时却缺着七元钱。天哪,在准备卖东西时还是湖南的一位同学借给我了八元钱我才回到了山东。

    父亲夏天睡光席,他们从来舍不得铺任何东西。后来他老人家发现用废了的砂布上有布,他就天天注意捡人家扔掉的废砂布,然后用水洗掉上面的砂砾,一块快连成了一张床单。这张床单成了他的宝贝,用了好多年呢。父亲的身体不好,可他从来舍不得到医院去看病。他有痔疮,经常流血,但他没有到医院看过一次。他既使再不舒服,也不在儿女面前流露出来,他忍着,扛着,他舍不得化一分钱,他以牺牲身体为代价支撑着我们的家。

    我和四弟先后毕业了,我们真希望父亲能稍为休息一下,可他还是没日夜地劳动着。那时候队里分开单干了,父亲总是把田里收拾得利利索索;地里上的粪比任何人家的都多,庄稼比任何人家长得都好。我们给他一点钱,他总是说“我们还有钱呢,留着你们花吧”。当我们硬把钱塞进他的手里时,他就喊母亲:“给你,老×给了××钱”。随后总是一句话:“你在单位还好吧”,然后黙黙地朝我们笑。我们总是说让他保重身体并注意休息,可他总是说:“没事,这个家是我给你和老四留着的,你大哥和二哥自己盖上房子了,你们退休后回来住呀”。他以为我们只是年轻时在外边上班,老了就回家来了。他盼着我们回来看看,盼着我们退休了回来和他住在一起。他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把家里的家什修理得都好好地,盼着我们退休后回家再用。可他哪里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等不到我们退休了。

    平时家里都是五弟、大哥和二哥照顾家里。他们三人轮流着给老人种地,父亲还是经常到地里看一看。开始五弟和父亲住对门,经常给父亲送点好吃的;二哥也经常给老人送点东西,而我几乎顾不上家里的事。我们一家人很少能够聚在一起吃顿团圆饭。每当老人过生日或者过节,全家人都回到那个并不大的家里,大家齐动手,准备全家人的饭,父亲总是无一例外地坐在灶前生火做饭;等饭做好了,他是最后一个坐到桌子前的人。每当看到全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是他最高兴最快乐的时候。

    四弟在周村工作,离家九十多里路,过几周才能回来一次,而我虽然离家才十几路远,但自从八五年以后在单位上管了一点事,就很少回家了。不是我们忘记了家中年迈的父亲,而是天天瞎忙,忙着为公家干事。有点时间回到家里,他老人家总是扶着大门内的墙往外瞅。他感到孤独,感到寂寞,他盼着我们能回来看看。尽管我们给家里帮不上什么忙,我们总是他的长不大的儿女呀。我们回到家,他就把别人给他的水果拿出来说:“吃吧,吃吧,这是老×拿来的”;然后我们要离开时,他又会拿出他舍不得用的东西说:“你拿回去给小明明吧”。

    我每次回家都是匆匆地来,然后稍坐一会就走。父亲总是拄着他那根用树枝子做的拐杖一步一步地送我到大门口,然后目送我们走远。嘴里还不停地说:“你啥时再回来啊?”

    由于家里穷,父亲自幼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他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每年过年时,他总是设法给我们做上新衣服,而他自己把衣服补补、洗干净穿上过年。平时他总是穿着破烂的衣服,就是我们工作了以后,把我们发的工作服或穿不着的旧衣服给他时,他也是舍不得穿,洗干净放在床头上。我们给他的水果他总是舍不得吃,留着给他长不大的孩子们;他舍不得穿我们给他的工作服和旧衣服,放在他的床头上留着;四弟给他了许多新皮带,他都整齐地放在床头上留着;四弟先后给他买了四、五根拐杖,他都当成宝贝放在床头上,继续用他那根用树枝做的拐杖;他盼着自己身体好起来,再穿上我们给他的衣服,拄着四弟给他的拐杖,然后继续他的劳作。

    晚年的父亲小便失禁,裤子总是湿的,他怕把好衣服穿可惜了,把好一点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上。后来喉咙麻痹了,吃饭时总是很困难,我们看到父亲一天天衰老下去,只能感到无耐和揪心,但我们想不到和他上医院去找大夫看一看。他总盼着身体好了后干这干哪,但他一天天衰老了下去。由于大哥中年失去嫂子后孩子又结了婚,常到父亲那里去,父亲总是把稀饭做好,等大哥回来吃饭。我们给父亲点钱,他总是朝母亲喊:“这是老×给的钱,你拿起来吧”,然后全部交给母亲。父母在一起过日子,几乎全是父亲做饭。他把新做的饭菜给母亲和大哥吃,自己吃那些上顿饭剩下的饭菜,他舍不得扔掉东西。他老了还是那么节俭着过日子,还以为儿女们没有长大,没有能力挣钱,当他看到母亲买点肉时就说母亲不过日子。

    我正在班上召开调度会,突然五弟打电话说父亲病了,病得很厉害。我马上打了“的士”回到家,看到父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直往嘴里倒气。

    父亲煤气中毒了。

    我们急了,立即将他送到医院抢救。我们姊妹六个谁也不敢离开,日夜守护在他老人家身边。我们不能没有父亲,我们还没有孝敬他老人家哪。

    在住了一周多医院后,临淄区人民医院的大夫说无能为力了。 四弟立即从周村调来救护车和大夫,一路护送到淄博市中医院继续抢救。四弟想尽一切办法弄来各种贵重的药;我们兄弟五人总是找大夫希望大夫再想想办法。不管化多少钱,我们也要把父亲救过来。

    父亲在床上一动不动,大部分时间和病魔抗争着,他得病后就不再说话,只是静静地躺在床上,他不会翻身,只能靠我们定期给他翻翻身。我们盼着治好父亲的病,然后用车子推着他,让他和我们多团聚几天。父亲神志清醒时总是断断续续地说:“你娘不会做饭哪”······

    他担心走后没人给娘做饭,他舍不得离开我们,他用眼睛看看我们,看看我们,他看到我们姊妹六个都在他的床边,他总是微笑着。是啊,儿女终于都在他身边了,他终于和他的儿女在一起了。我们买来人参精,给他喝,希望他能恢复一下体力;我们半夜跑到张店弄药,希望能把父亲抢救过来;哥哥们不再做生意,我和弟弟也不再上班,大家希望能多陪父亲一会。

    农历二00一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九时整,父亲静静地闭上了他的双眼。他走了,他为了给他的儿女省下两顿饭上午走了;他看到五个儿子都在身边心满意足地走了;他在人世间艰难地生活了七十三年后,安详地走了。

    ··· ···

    当我们看到父亲床上整整齐齐放着的没有舍得穿的衣服时,当我们看到父亲床上放着的一次也没有舍得用的新拐杖时,当我们看到父亲床上一次也没有舍得用的皮带时,当我们看到父亲天天带在身上的那串钥匙时······不孝的儿女们怎么不痛哭!

    ··· ···

    父亲走了。我们一想起父亲那瘦弱的身影时,想到他老人家扶着墙往大门外瞅、盼我们回家看看的情景时,总是忍不住地落泪。在父亲在的时候,我们在忙什么呢?为什么不多回家看看父亲,多陪陪他老人家呢?

    我们思念我们的父亲。每当到了需要上坟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总是提前约好时间,给父亲送去好多好多的纸钱。父亲活着受了一辈子穷,我们不能再让父亲在那边再受穷。我们向父亲诉说着家里最近发生的事情,和父亲说着知心话。他一定还和从前那样静静地听着儿女的诉说。他在阴曹地府静静地守护着他的孩子们,为我们消灾,为我们祝福。

    父亲一生中非常看重有文化的人,在我和四弟毕业后,曾议论过写作出书的事,当时父亲听了非常高兴,鼓励我们写。可我们始终没有写下去。父亲走后,我和四弟为此感到伤心,后悔在你亲活着的时候没有出书让父亲高兴。我们要让父亲的愿望实现!二00四年,我出版了个人专著《企业税费筹划的策略和方法》,四弟也出版了《临证宝筏》,我们兄弟五个一起到将刚刚出版的新书供到了父亲的骨灰盆前告诉父亲:爷,你听到了吗?你的儿子出书了,你不用再为我们没有出书感到遗憾了。

    父亲,安息吧! 200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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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扫墓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全新的祭拜天国逝者的方式,它是借助互联网跨越时空的特性,将现实的纪念馆与公墓陵园“搬”到电脑上,方便人们随时随地祭奠已逝亲人。它不悖于传统祭祀方式,只是传统祭祀方式的继承与延伸。通俗的讲就是利用网络进行祭祀活动, 网上祭拜是对现实祭祀的一种补充。逝者家属在相关网站上为逝者注册一块虚拟“墓碑”,并附其生平简介等相关信息,输入祭扫人的名字,选择鲜花、花烛或留言等形式便可寄托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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