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父亲节，为了纪念我的父亲，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我的父亲，我把我以前写的一篇关于纪念父亲的文章重新置顶首页。)
我的父亲拥有一个美好的名字：邓俊松。他外表英俊硬朗,为人正直刚强,确实没有辱没这个积淀着丰厚的中国传统美德的名字，然而,这棵健拔挺直的苍松,却并不是屹立在高山绝顶,凌霄直上,曳浮云,迎日月,成为大自然中引人注目的美景，相反,正直的性格,不幸的年代,以及种种无法说清的神怪东西,却使得这棵松树生活在谷底,一次次遭受恶风恶雨的袭击.因此我在这里借用古人悲愤难平的诗句“郁郁涧底松”来形容,我觉得的确是十分妥帖的。这棵生长在郁郁涧底的松树,虽然没有成为一方风景,然秉承其独立不改的姿态,面对人世的风霜,凛然傲然,确实没有失掉苍松应有的品性。当然,历史老人的意志是谁也不能违拗的。父亲的富于传奇色彩的,多灾多难的一生,在七十四岁这个年头的夏日停止了。这个在如今并不算长的生命,从某个侧面,已经很清晰有力地铭刻了那个色彩丰富的历史时代的许多痕迹。我想,父亲的平生遭际,是千千万万历史见证者之中的一个,透过他的辛苦遭逢,我们能窥见那个时代的斑斑点点。这种发生在父亲身上的奇特现象,也许只有那个不寻常的史诗时代才会出现，今后也不会再有了。我想,怀念父亲的意义,也许会在这条路上增加,变深,变厚吧。
父亲一九二七年二月四日出生于湖南省桂东县流源乡。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代。地处湘南紧邻井冈山的桂东县,受到湖南起义的震动,也已经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我的奶奶郭桂香,一个刚烈泼辣的女子,那时是当地农民运动的女干部,至今在桂东县陈列馆里还有她的名字。父亲排行最小,我的伯父,当时差点上了井冈山,据说是个英俊潇洒,胆大无羁,风流倜傥的美男子。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参加革命,也许是因为年龄太小,还不够成为一名红色分子，待到长大成人,红军的队伍已经从这里离开,转移到遥不可及的大西北去了。这个好动好斗的伯父,虽然没有成为革命分子,然而本性不改,处处挥洒过多的精力，父亲不幸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就是起因于我的伯父。五十年代(大约是51年或者52年),有不怀好意的人指控我的伯父曾经参加了什么”反共救国军”,随即被民兵枪毙了,就打死在老家的那块河滩上,还不准家人去收尸。后来是我大姑半夜里偷偷去把尸体背走掩埋的。据知情人士讲,“反共救国军”无非是个莫须有的罪名,真正的原因是伯父的性格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从而惹恼了某些人而导致了这样的悲剧。伯父的死,同时也使父亲陷入了危机,从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不仅如此,还改变了我大哥的命运：我大哥14岁那年,正赶上全国招飞行员,整个郴州地区体检全面合格的就只有两个,我大哥就是其中之一。当他满怀信心与喜悦等待通知的时候,却被告知政审一关没通过,原因就是查出我伯父有历史问题。可怜的大哥在得知这个结果之后曾一度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飞行员是他童年时期的梦想,而当梦想彻底破灭的时候,即便是成年人,也是很难接受的,何况是一个仅仅只有14岁的孩子!虽然大哥在长大成人之后也还算混得不错,当了一家国营企业的经理,可我们还是能看出他依然还在为未能实现理想而遗憾。他给他儿子起的名字就叫“邓航”，可惜他儿子也没能替他完成这一夙愿,而是成了中国移动郴州分公司的网络技术人员。
父亲的家庭在他的少年青年时期也许还算殷富的。我奶奶开饮食店,做些日杂生意,生活过得并不拮据,甚至还能拿出些钱来,外加惯例上的家族的共同资助,送年轻的儿子外出求学,到湖南永兴县一中(当时是湖南省第三中学)读高中。父亲曾跟我讲过,他还去南昌上过学,亲眼看到过来学校训话的蒋介石。他说蒋介石讲话时唾沫四溅。
他到永兴一中读书,学业没什么大的起色,倒是得到了一个女孩的欢心，这位女孩就是房东的女儿,也就是后来成为我母亲的女人。这很象西方小说的故事，故事的发展也很象小说。房东太太虽然也很喜欢这个英俊潇洒的小伙子,然而要让自己俊俏的女儿嫁到桂东那样偏僻的乡下去,这位精明势力的米行女老板又怎么会答应呢?多亏了父亲略施小计,动用了几个老乡跟米行老板说自己家如何如何有钱(父亲后来经常跟母亲开玩笑说起这件事,当时是说我奶奶家有好多个黄金做的花生,还有很多金叶子什么的。每次说起都忍俊不禁。）女老板动了心,答应让女儿到桂东去看看,事情就这样做成了,他们结婚了,就住在永兴县城。父亲考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他是高中毕业生,那时是很容易找到工作的。
永兴解放前,县长是我们桂东人邓某某。他与父亲恰好又是同乡,两人关系不错。这位国民党政府任命的县长准备逃往台湾,邀父亲同去。而我父亲是个孝子,不敢贸然应允,他说得回老家与老母商量。不料,这期间,永兴提前解放,县长来不及出逃就被押送回桂东审判,枪决了。父亲年轻时的大胆计划也就悄无声息地结束了。不久,他偕我母亲以及刚出生不久的大哥回到了桂东老家。这是五十年代。
如果不是生活在那不寻常的时代,父亲也许就在乡下过着平静的生活,生儿育女,无声无息地过一辈子,像这个史诗时代之前之后的许多人一样。然而,这个我一再称之为史诗时代的的年代,有个空前绝后的特征,就是把所有人,不论男女老幼,全部卷入民族,国家的事务中去，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大时代印痕,刻上了国家的意志。这是绝无仅有的。
由于伯父的“反革命”事件,父亲也受到了牵连。在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中,他被划为右派,列入“四类分子”名单。迫害接踵而来,昼夜不停：在群众大会上揪出来批斗,冬天被勒令赤脚挖水田里的稻根……为了能减轻一点父亲的痛苦,母亲熬了几个通宵为父亲手工赶制了一件厚厚的棉袄,可没想到那些丧心病狂的家伙竟然不准他穿!就让我父亲穿着单薄的衣裳,打着赤脚去冰冻的田地里干活!开群众大会批斗时也必须脱下棉袄,用很粗的麻绳五花大绑起来,然后左右站几个民兵使劲拉两端的绳子，有一次居然把绳子也拉断了！跟父亲一起批斗的还有一个裁缝，就因为裁剪的手艺不错，生意很好，被划为了“走资派”，也一起被民兵抓起来“专政”，他们俩每天就是这样不停地被民兵押着干活–批斗–批斗–干活……两个星期之后,那个裁缝因无法忍受而上吊自杀了。临死前,他要他的妻子把家里藏的一点粮食全拿了出来煮掉,全家人吃了一顿饱饭,然后趁家人不备吊死在澡塘里。同伴的死让父亲开始思考自己的命运,几天前的一顿毒打还在隐隐作痛(就因为想趁晚上不受管制的时候去附近的山上砍点柴火,结果还没走多远就被民兵发现,便诬告他拿刀去杀人,不仅把刀没收,还遭受了一顿毒打。）如果一直这样忍受下去,也许只会把自己送入坟墓。绝不能就这样无缘无故地被周围这些原来的邻居,朋友,甚至是亲戚,处于恶意或无奈的种种迫害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整死!父亲开始谋划伟大的举动,他打算出逃了!几年前逃往台湾的欲望,无非是年轻人好奇的梦想,是对未来局势模糊的预料,我认为基本上是他那种浪漫性格的体现。而现在这次出逃,情形完全不同了。亲人的血迹刚刚擦干,可怕的场景展现在眼前,生与死的考验随时都提醒着他。他从家里拿了些钱,在一个夜里悄悄地走了。沿着桂东通往资兴的八面山的崎岖荒僻山路,这条他从这里出门求学,几年前带着年轻妻子回来的山路,出逃了。知道父亲出逃计划的除了我母亲外还有一人,就是父亲的干爹。在我父亲不足两岁的时候,我爷爷就去世了,奶奶也一直没有改嫁。父亲之所以认了一个干爹,其一是因为我奶奶找了算命先生给父亲算过命,说他如果不找个干爹就养不大,其二是那位老人跟我爷爷一直关系很好,对奶奶一家很是照顾,而且他终生未娶,无儿无女。父亲出逃的那天晚上就是他偷偷去送了一程,可为了不被发现又不敢送太远,只送到了后山五六里地的凉亭那里就挥泪告别了。父亲后来跟我们讲这一段的时候,眼睛里还时常会流露出很伤感的神情,而我们,听着也会潸然泪下。还有件感人的事父亲也会时常提起：在他决定出逃之后,母亲装病不出工,躲在家里三天三夜为父亲赶制了一件厚厚的毛衣。那时候,虽然他们都不知道到底会逃到什么地方,但母亲知道肯定只能往北走,而北方是很冷的,所以母亲把家里原有的两件旧毛衣拆了,织成了一件很厚的,却花花绿绿的新毛衣。那几天，母亲时刻坐在床上不停地织啊织啊，当有人来探问病情的时候（其实是来探听虚实，看她是否真的有病），她马上把毛衣塞进被窝里，然后躺下去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来。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往事！
几经辗转，父亲最后到了内蒙古包头。他的想法就是走的越远越好。在那个时候，从湖南跑到包头，的确已经够远了。他在包头矿务局找到了工作，用了化名，暂时安顿下来。而在老家，那帮“革命领袖”天天向我母亲逼问我父亲的去向，起初母亲只说不知道，后来，这位在苦难中经过了无数磨难历练的坚强的女性开始用自己的智慧来对付他们，她开始“反守为攻”，又哭又闹骂他们逼走了我父亲，并找他们拼命，佯装要他们把人找回来。这一闹还真见效，那帮人再也没逼问我父亲的下落，甚至碰到我母亲也绕道而行。我可怜的母亲，从城市来到农村，虽算不上什么大家闺秀，却也可称得上小家碧玉，原本美丽秀气，知书达理的温和女性，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形象，把自己故意弄成一个泼妇似的农村妇女。唉，这期间有多少的辛酸和无奈！我又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泪痕》，里面的女主人公为了避开种种迫害而不得不装疯卖傻！仅管母亲的哭闹起了作用，可那帮人却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没过多久，他们特意安排了一个全乡的妇女群众大会，母亲根本就没料到这是针对她来的一次打击报复行动。会一开始，他们就把我母亲叫到了台上，找了种种借口来批斗她：什么好吃懒做，不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甚至还说她虐待老人！凡此种种，就是要狠狠打击我的母亲。那个工作组的组长（叫吴承胜，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要我母亲在台上向全乡妇女做检讨，我母亲虽然没料到他们会来这一手，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开口便说：“各位妇女同志……”刚说了几个字就被那姓吴的打断了,他那天喝了酒,满面通红,他说:“你叫她们什么?同志?谁是你的同志?别忘了你是四类分子的老婆!”我母亲也毫不示弱：“我不叫同志叫什么?难道还叫她们阶级敌人?”姓吴的被我母亲一句话呛住了,不知怎么回应,便一个耳光扇过来,狠狠地打在我母亲的脸上。我母亲被打懵了,大哭起来,边哭边喊：“领导干部打人啦!”底下的群众一片哗然。旁边的其他干部见势不妙赶紧把那人拖开了,几个女干部则过来安抚我母亲,连连替那姓吴的开脱:“他喝醉酒了,喝醉酒了,你千万别计较.”岂知我母亲也不是那么软弱的,她狠狠地回敬她们：“毛主席都说了,领导干部一定要反对铺张浪费,他不仅仅铺张浪费,还借酒打人,我要上告到县里去……”那帮人自知理亏,同时也知道我母亲是念过高小毕业的,什么事情均能抓住要害,也着实担心不小。本来还想借机教训我母亲的,没想却是这样的结局,只好一再劝导安慰,并保证等那吴组长酒醒之后向我母亲道歉。
事实上,此时的母亲也确实不知道我父亲去了哪里。父亲出走的时候,自己又何尝知道究竟要去向何方呢?我想,那些日夜的煎熬,只有身临其境的当事人能够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动人的悲歌,多少焦灼与思念,多少提心吊胆与衷心祝愿。年轻的夫妇就这样被命运粗暴地隔开,隔开的是一片无比浩淼的深不可知的黑暗海洋,只能把一切全托付给渺渺茫茫的思念了。我们这些生活在幸福年代的青年人,即使凭借驰骋的想象力,也难以全部理解这些发生在许许多多平常男女身上的悲剧：它的情态,它的特征,它的神秘之处,它的不可思议之处。伟大人物的悲剧,在它发生时震撼人心,事过之后也仍然受到诗人艺术家的歌咏,深入到众多的心灵中去。独有这种寻常百姓的悲剧,论其惨烈,论其感人,丝毫不让那些大人物的悲剧,然而它发生的时候,受不到人们的认真思索,因其莫名其妙难以理解而显得荒唐,事过之后也就只能在当事人心里时而掀起悲愤的狂潮,更多的是由于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养成的安于天命的自我麻醉,连自己也懒得瞻顾,懒得抚摩了。就这样,就像轻轻地翻过了一页寻常的日历,大多数人也就轻轻地告别了那一页惊心动魄的悲剧时代.这是多么可惜的损失呀!
父亲在包头扎稳脚跟之后，就通过委婉的方式告知了母亲，他寄信到永兴我外婆家里，通过她转告我的母亲。那个时候，母亲已经生了二儿一女，我大哥一直随外婆住在永兴，大姐留在桂东奶奶的家里。她带着我一岁多的二哥千里迢迢到了包头。年轻人的勇敢终于辟出了一条出路，当我的父母阔别一年之后，在故乡几千里之外的塞外欣喜相逢，那种激动人心的情景完全可以写进荷马史诗！他们肯定会有相对如梦的惊喜，陶醉，杜工部当年逃离陷入安史叛军的长安城回到家里时，有“惊定还拭泪”的沉痛感受，父亲母亲的塞外相逢，我想也同样具有这样感染人心的效果。可惜我们今天无法想像了。而他们自己，也没有杜甫那样的文学才能，不能为我们留下一点点文字材料。这一切都给无情的时间巨流卷挟而去了。
在包头，我们全家一共生活了十个年头（60年-70年），这是我们全家最幸福的十年，青春的气息，同甘共苦所激励的爱情，一个接一个的乖巧伶俐的儿女，工作的安稳，生活的相对丰富，这一切汇成了那个时代幸福生活的全部因素。这十年，母亲共生了五个女儿。
正当我们一家沉浸在幸福安稳的生活中时，政治风云再次打破我们家的平静：父亲的单位接到了来自湖南桂东我们老家的信件，说我父亲是畏罪潜逃的政治犯，要求将他发回原籍。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打听到我父亲去向的，总之，灾难再一次降临：他们把我父亲隔离起来审查，起初还用了刑，把父亲打得不能走路。在父亲被抓走两个月后，母亲好不容易找人帮忙想去探望父亲，当时的母亲又是重身当产，每日以泪洗面。懂事的二哥便不让母亲去探监，而是自己带着几个小妹妹前往，带了些换洗衣服和吃的东西。见到父亲之后，几兄妹看到父亲的情形都哭成一团。回家后，都不敢跟母亲讲。而母亲也能猜测得到。她伤心欲绝，以至于没到预产期就产下了一个异常瘦弱的女婴，只带了十来天，因缺奶水，又遭受了风寒而夭折了。二哥后来告诉我，那时的母亲因为心情极度忧郁悲伤再加产后没有好好休养而导致全身浮肿。懂事的二哥便极力劝导母亲：“妈妈，您不能这样下去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以后怎么回老家？您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了，爸爸就是判了十年八年，我们全家也总还有团圆的那一天。我反正也有12岁了，能干活挣钱了，以后我不上学，每天去捡煤块，咱们家就不用买煤了，如果还有剩就拿去卖掉也可以换钱。”母亲被二哥既稚嫩又成熟的话语深深打动，很快就把情绪调整了过来。是啊，如果自己万一倒下，孩子们可怎么办？她强忍悲痛，重新振作了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判刑，单位的领导在全面了解了父亲所谓的政治问题之后没有过多再为难他，毕竟，父亲在单位的表现是很受欢迎的，他工作勤奋，为人正派，与领导同事及邻里都相处得非常融洽，而且又有文化，还经常热心地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困难，所以，当大家知道父亲被审查，都极力去保护他，为他求情。半年后，父亲出来了，但是我们一家在包头的生活也宣告结束。我的父亲母亲，变卖了所有无法带走的东西，带着一串儿女，回到了老家。当这些四岁，六岁，八岁，十岁，十二岁的儿女们讲着一口北方话，回到偷偷告别的家乡时，一定把村民们惊呆了！这是1970年。
接下来又是几年的苦难，不过这比十年前要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不久结束。一九七八年，全国上下展开了平反活动，父亲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写信到包头，很快就得到了回复和处理。从七0年到七九年，几乎又是相隔十年，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了他无比怀念的包头，领取了八千余元的赔偿费与补发工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怀揣着这一大笔钱，他一路尽情享受着自由的欢乐。
用这笔钱，父亲盖了一栋新房和一家乡镇电影院，随着八十年代改革的春风，他也进入了一生中的第二度青春。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率领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进入了鼎盛时期。每个子女都发展顺利，家道日渐殷实。而父亲也是老当益壮，不减年少的潇洒豪爽。在九七年之前，接近七十的父亲似乎才不过五十出头，与他接近五十的大儿子站在一起，俨然兄弟俩。我们常惊佩他的风采，欣赏他的乐天精神。他在这个时期，已经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娱乐：打打牌，喝喝酒。最喜欢的是沿着门前清澈的江水打鱼，一直逆流而上，达到很远的地方。几乎每次都能有两三斤小鱼回来。江里的鱼不多，打的人却多，这种成绩在渔翁们中也算很不错了。这个时候的他，的确有如久经风霜的苍松。艰难困苦给他的打击，已经内化为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而家庭兴旺的现实图景，又让他在安享晚年的时候能够满怀深情地品尝。一般场合，无法从这位步履矫健，腰板硬朗，满头黑发的老人身上看到往事的痕迹。是的，他本性中的豪强豁达，已经使他把那些不堪回首的辛苦遭逢藏到了很深的地方。总的说来，父亲的晚年是镇定的，大度的，乐观的。
然而，命运似乎总是跟他过不去。正当他一心一意地静观黄昏落照的无限美景时，几十年来他很熟悉的空中打击再度骤然来临。一九九六年夏天的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水，几乎要把与江水仅隔一条马路的电影院冲毁。江水冲垮了马路，再往里半米就完全可以把电影院毁灭。在这个节骨眼上，肆虐的洪水攻势减弱了，灌满泥浆污水的电影院得到了保存，大家欣慰不已。然而根本想不到的是，我的二哥在洪水过后清理电影院的各种设备时，由于长时间泡在污水里，感染了肝炎。那时候并没有发现，接下来冬天又是两个月的榨油苦活，到九七年春节前夕，他病倒了。错误的诊断延误了抢救的时机，病情日益恶化，三月份到郴州检查时已是肝癌晚期。四月底，我的二哥，这位不足四十岁的年轻人，家中的顶梁柱，折断了，倒了。这个晴天霹雳似的事件，给我们这个家庭来了当头一棒，打得那样狠毒。谁也看得到它的恶果。在二哥病逝的夏季几个月里，父亲始终保持着坚毅的神情，轻易不流露老年丧子的悲哀，只不过比平日沉默了，头发也一下子花白了许多，整天整天往江水里打鱼。先生多次和我私下谈论父亲的承受能力，认为这次正在兴头上的突如其来的袭击并没有给这位刚强的老人造成深重的损伤。哪知，我们的乐观估计错了，九月份的一天夜里，他从床上滚落下来，一个星期之后才苏醒过来，一个月后才逐渐恢复语言能力。他中风了，半边瘫痪，医治了很久才能勉强扶着椅子挪动。到用了各种有效的药剂，能挪动稍稍稳健的时候，九九年的夏季他再一次摔断了腿，从此连挪动也不可能了。母亲成了他的扶手杖，保姆，佣人。这位七十多一点的老人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仿佛跨过了二十年的时光。再也不像五十几岁的人了。二哥的病故，使本来兢兢业业的尚好一个家庭遭到了“老年丧子”“中年丧夫”“幼年丧父”的三重打击，颓势露出来，挡也挡不住了。虽然还有远在永兴的大哥以及我们六个女儿的支持，毕竟无法弥补顶梁柱崩折之后的巨大空白。
父亲生命的最后两年，有一半是在我们那个似乎是家又不像家的地方过的，因为我先生去北京求学，无人照看年幼的女儿，我的父母和公公婆婆轮流“执政”。2001年的夏天，七月二日，我的学校快放假了，父母想先回去，大哥便用车子把父母从郴州送回了老家。回去的时候父亲气色很好。他吵着要回乡下老家，城里的几个姐姐劝他去做“高压氧”，做了几天，据说效果不错，谁知，在七月十四日夜半再次昏迷不醒，这回再也没有醒过来了，十八日他急促的吸着氧气，猛然睁开浑浊空洞的眼睛，我们还以为他醒过来了，医生却说没用了。随着那空洞眼睛的猛力一睁，气息就停了下来，我和先生，以及女儿，一起目送着他魂升天国。
就这样，由于一连串的打击，这位倔强的老人终于永久的躺下了。他本来应该有更长一些晚景的。可惜命运偏偏好与这个曾经扼住过它咽喉的人较劲，趁他沉醉在美好生活的时候偷袭得手。年轻时的政治迫害，晚年的天灾人祸，构成了他不平凡生活的两页。不过这两页，毕竟是过于灰暗了。他以年轻人的生命豪情，经受了第一次的磨难，并最后等来了国家的公正；他用老年人的镇定自若蔑视第二次的磨难，在某种程度上也获得了胜绩。当然，谁也不能奢望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他在生命的黄昏里始终保持的隐忍，坚强，豁达，勇敢，作为一个曾经奋斗过并取得很大胜利的斗士的尊严与傲骨，是我至为钦佩的。他的一生同他所生活的时代一样起伏不定，多灾多难，具有许多人不具备的传奇色彩。犹如他美好的名字一样，他始终都是一棵傲然挺立，造型优美的凛凛青松！不过，他没有幸运地登上高峰峭壁，而是默默地扎根在深谷里。我说他是“郁郁涧底松”，丝毫也无损于作为一棵苍松的价值。
这棵夭矫挺拔的松树，他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后辈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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