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醒来，常常再也睡不着，因为梦见母亲。母亲，你离开我已经整整一年，从看你入土，我没再到你坟上去过。今天是你的周年，我在遥远的关外，只有把无穷的思念和断断续续的记写在纸上，作为对你的祭奠。
1
在一年来的反复回忆中，我才意识到母亲是多么坚强，那是不是一般的坚强。世间有一些所谓“铁女人”，而我的母亲是钢，钢铁一般耐得住磨练，耐得住生活的重压。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不曾年轻过。虽然母亲生我时刚刚34岁，在我记事时也不过38岁，但我不记得你曾经年轻，似乎多少年没有一点变化。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我儿时，当我试图跟弟弟争奶吃的时候，当我一害怕就躲进母亲怀里的时候，母亲肯定还没有白发，也没有满脸的皱纹，但在我的印象里，却是从记事开始，直到母亲去世，四十多年，母亲的形象似乎是不变的：很少有轻松和欢笑的时刻，永远是那样默默地劳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如今的女人还有那样的能力吗？养大五个孩子，吃的，穿的，都要自己一手操办。所谓操办，也与今天大不相同。那时没有人买衣服穿，也没有地方可买，所有衣服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缝起来的，鞋，袜子，也是母亲自己做的。做鞋要先纳鞋底，要先准备做鞋底的材料，把破布在木板上一层层粘在一起，打成壳子，一张张存起来，以备用它做鞋，做鞋帮，做鞋底。纳鞋底需要麻线，麻线也要自己搓。在夏日的阴雨天，把麻潮湿了，在腿上搓，搓成一根根麻线，然后缠起来，系成长长的一串，以备全年之用。所以，在炎热的夏天的中午，人们都睡午觉，母亲却总是在大门过道底下搓麻线。在寒冷的冬夜，人们都早早休息了，当我一觉醒来，总是看到母亲坐在炕上，昏暗的油灯忽明忽暗，精光下，母亲在纳鞋底，做针线，缝缝补补。就是这样，我小时候穿的鞋子，竟然用红绿丝线绣了花；我的兰布小褂儿，口袋边是用绿丝线镶口的。生活的艰难没有压倒母亲，物质的贫困没有压倒母亲，你仍然那样爱美，那么好强，不愿你的孩子衣冠不整地出现在众人面前，而希望他们穿得整齐，漂亮。我知道，你很骄傲，看不起那些让孩子露着脚趾头在外面跑的女人，看不起那些有好好的布料却把衣服做得不合体的女人。你说过，孩子是娘的脸。
为一个七八口人的家庭操办吃的，是件容易事吗？在那些饥饿的年月，做饭尤其艰难。今天的人所谓做饭，常常只是下厨房，其他一切都是现成的。甚至青菜都是切好的，水饺都是包好的。在母亲为一家人操劳的年代，这一切都无法想象。如今的年轻人有谁推过碾？有谁推过磨？在那时候，所谓做饭并不只是做饭，而是从头开始的。首先要把粮食变成面粉，那么，就要推磨，就要推碾。推碾，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件大事，是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八口之家，几天推一次碾？大概三两天总要推一次。在夏季阴雨天，已经长了绿毛的地瓜干很潮湿，碾子压着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没有办法，只有久久地、反复地碾压，直到让它成为面粉。在记忆中，母亲总是天不亮就起来摊煎饼。一张又一张，常常一直摊到中午。一家人每天需要多少煎饼？这笔账是好算的。摊一尺高的一罗，不够两天吃的，所以就要经常摊。
说起做饭，就想起烧的。不知到底是因为什么，在那个年代，烧柴总是那样缺。如今的农村，我们的村外，到处都是烂掉的柴草，成堆的玉米桔都烂掉了，没有人要，满地的麦桔，有人干脆点一把火，烧在地里做肥料。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中，人民公社的大地却是连草也不愿意长。夏天正午的烈日之下，人们跑到野地里去割草；秋风落叶的早晨，人们奔向村头扫落叶。路边，沟底，崖畔，干枯的草根被女人们的笆子和扫帚收拾得精光。在这些女人之中，有我的母亲，一个要养活五个儿子的母亲。
默默地劳作，望不到头的困苦，然而，母亲永远不失风度，从不让人看到自己的困苦和艰辛。而且，你真做到了。许多人没吃的，我们有吃的；许多人没烧的，我们有烧的；许多人没用的，我们有用的。即使是在1960年，我们兄弟五个，没有一个饿死。我们没有另外的收入，一切都归之于母亲的操劳。这也是母亲常常为之骄傲的：我的儿子一个也没有饿死。
母亲，你应该骄傲，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骄傲。
2
在1960年的大饥饿中，小小的村子饿死了那么多人。那时全村大约100户吧？500人左右？死了几十口。从我们家往北，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不是没有父亲，就是没有母亲，不是死掉了儿子，就是死掉了女儿。一家又一家，残缺不全。
我们家没有饿死人。有什么食物来源吗？没有。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吗？也没有。若要寻找原因，大主要还是在于母亲。粮食没有，真正的食物没有，但哪怕是一把草，一撮树叶，甚至什么也没有，母亲也照常要为孩子们“开饭”。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吃过各种东西，大多数树叶都吃过了，因此留下了一些知识，比如，核桃叶子是不能吃的，枣树叶子是不能吃的，国槐叶子很面，而且能当饭，但吃多了就会肿脸。桑树叶子很好吃，但吃了容易犯困。榆叶最好吃，其次是洋槐叶，当然，榆钱和洋槐花都是佳品，再次是柳树叶，虽然有点苦，但用清水煮了，在冷水里泡一泡，就可以吃了，杨树叶子却需要较长时间的浸泡，否则是很苦的。青蒿、黄蒿、白蒿都是可以吃的，只是要选嫩的，同样需要煮过之后再浸泡……就是靠这一切，母亲把我们养活了，我们没有象我的一些同龄人那样倒在野地里就再也起不来。后来母亲说，有许多人都死于懒，因为没饭吃，因为普遍的水肿，因为一口力气也没有，人们往往倒头便睡，从早晨睡到中午，从中午睡到晚上，越睡越不想起来，结果就再也起不来了。母亲说，如果没有你们，我也会那样睡过去的。然而，母亲不能睡过去，而是必须忙碌，而且不准我们无限地睡。我们总是在吃饭的时间面对一点吃的，哪怕是一撮树叶，一点草根，但都要按时吃上一点，哪怕只是喝一点清汤。结果，我们没有死掉。
我有一个朋友，直到他的母亲去世，也没有原谅他的母亲。因为在1960年的春天，他曾经被母亲洗得干干净净放进了锅里，就在他的母亲外出拿柴的时候，一个邻居的奶奶来串门，从锅中把他抱走了。从此，他就跟着那位奶奶。当他长大之后，他的母亲无颜见他，他也不再认他的母亲。我曾劝我的朋友不应为此而怀恨。然而，相比之下，一样是人，我们是多么幸运，面临饿死的威胁，母亲也舍不得把我们送人。当有人向她要一个孩子时，她的回答是：“要是能活下去，就一块活；要是脱不了饿死，就死在一块吧。”
最后，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
母亲，我们的好日子还没有开始，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地离去呢？
3
虽然我一直叮嘱自己：你是男子汉。但风暴袭来的时候，母亲，我真的有点害怕。窗外电闪雷鸣，我只有钻进你的怀里，或者偎依在你的身边。
这时候，母亲是多么强大！越是风雨中，母亲越是坚强。母亲是一棵树，可以撑起一片蓝天，是避风港，可以为孩子挡住冲向内心的风暴。
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在一次次的劫难中，母亲，你曾经害怕过吗？你曾经发抖过吗？在我的记忆里，你没有。
我见过许多女人面对劫难而悲痛欲绝，我听过许多女人遇到不幸而大哭大叫。我的母亲永远不会那样。天似乎塌下来了，母亲稳稳地坐在家里，继续搓她的麻线，继续纳她的鞋底，继续做饭，然后招呼孩子们吃饭，一切都似乎算不了什么，日子还要照常过下去。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当父亲突然成为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无论什么样的家庭，都会立即感觉到世态炎凉。在威胁面前，在冷眼之中，母亲仍然一如往常。当一些昔日亲近避之如避瘟神的时候，当有人要看这个能够经过一次次改朝换代而长盛不衰的家族垮掉的时候，母亲竟然有了闲功夫站街，一次又一次，吃过饭，收拾完，抱起孙子，领着孙女，上街了。在大街上，你的腰挺得很直。在一次次批斗大会召开的时候，在一次次大喇叭的狂喊声中，你的脸只是有些严峻，但那严峻却如坚硬的石头。
你不曾软弱过，不曾慌乱过。风暴之中的家呵，尤其是孩子们，因为有这份镇定，无论外面是如何风狂雨骤，心，都可以停泊在一片平静的港湾。
4
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然而，母亲本是地主家的小姐。
直到母亲去世之后，我才把零碎的片断连接起来：1921年农历2月8日，母亲出生在益都县城北王家庄一个富裕之家，1939年农历6月28日，嫁到了也算富裕的我们家，与父亲拜堂成亲。在做姑娘时，母亲过的是富足而舒心的日子。外祖父虽然土地并不算多，但他不是那种贪婪的土财主。在母亲的片断讲述中，他很讲究，也很懂得享受。母亲说起在娘家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劳作，我所听到的，只是这样一些事情：如何到东院去搬花盆，如何给花浇水，如何伺候山茶、杜鹃，如何养育佛手、代代，等等。唯一使她骄傲的，是他们家的一头骡子，在某个早晨，谁也无法使它上套，而母亲抱住骡子的头，就把笼头给套上了，惹得长工直夸三姑娘厉害。我还知道，母亲刚刚嫁到我们家时，到了应该做饭的时候，就问：几点了？惹得奶奶和姑姑们大眼瞪小眼，因为我们家没有钟表。尽管作为长房长孙的我的瑞玉大哥已经戴上了手表，骑上了自行车，但作为那个家，与母亲的家相比，大概真的有点土气。
从这些，我知道母亲有个幸福的青少年时代。我为此而略感欣慰，因为有这样一段，还算上帝对母亲不太薄，母亲的生命历程中并不只是艰难困苦。我曾经计算过，18岁以前，母亲是幸福的，从18岁到28岁，虽然尝到了做媳妇的酸辛，但物质生活不算困难。从28岁开始，作为地主的女儿，增加了一份精神上的重压。但一直到1957年，日子也还不算难过。在母亲的生命历程中，最难过的应该是1958年到1978年，也就是她从38岁到58岁的二十年。在这二十上里，母亲从一个娇小姐，成了一个含辛茹苦而且能够支撑一切的坚强母亲。1978年之后，各种压力慢慢消失，母亲得到了解脱，苍老的脸上终于常常出现笑容。
这样算账，我心里似乎好过一些，因为无论如何，母亲的早年和晚年都不算苦。然而，在那个中间段落，母亲的痛苦太多太多。仅仅因为母亲，我也不会忘记那个年代，不会宽恕那些专门制造苦难的人。
安息吧，母亲！（199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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