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
父亲的身体一直很好，常年陪伴他的自行车一直到2011年生病后才不得不放弃。正因为如此，他很少看医生，很少体检。偶尔有点感冒之类的小毛病，也是挺一挺，吃两片药就了事，不肯麻烦别人，尤其是怕我们惦念，影响我们工作。我们也不够细心，没有对父母的身体状况给予及时的关注和检查。
2011年春天，我们带可儿回到老家，与父母一起过五一节，一家人其乐融融，谁也没有发现老父亲身体有恙。其实，他自己已经感觉非常难受，但在我们面前只字未提。五月四日我刚回到北京，就接到母亲电话，父亲胸闷、咳嗽、呼吸困难，两位老人自行到长春市医院看病，医生检查发现父亲胸腔积液很多，告知需要住院治疗，他们拿不准，才不得不告诉我。我迅速返回长春，结果看到三天时间从父亲的肺部抽出2600毫升的积液且呈淡红色，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积液排出后，医院通过胸透得出印象诊断：右肺下页周围型肺癌并在肺内广泛扩散。对于这样一个贫民医院都能作出这种明确诊断，我想应该是确定无疑了。但仍然抱着幻想，开始了求医问药之路。经过省内、北京等地多名专家会诊和病理鉴定，确定四期鳞型肺癌，也就是肺癌晚期。由于肿瘤的位置和老人年龄的原因，无法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在随后的半年内，我往返北京与长春10余次，不惜代价地将可能有效的药品和治疗手段都采用了，一段时间内病情相对稳定，我们也希望能维持更长的时间，与父亲一起再过几个春节，再过几个五一，再过几个生日。然而，进入12月份之后，父亲的病情迅速恶化，肿瘤明显增大，父亲的身体也日渐虚弱，吃不下饭，平日里腿脚敏捷的父亲，只能在轮椅上接受检查和治疗。今年元旦开始已经无力行走，只能卧床休养并住院治疗。我们寄予最后希望的生化疗法CIK刚刚开始了一个疗程（10天）却也未见疗效。
1月20日，父亲盘算着儿孙们都应该回到了长春，执意要求出院，想回家过年。为满足老人的心愿，我们带着可儿去接父亲出院，父亲看到可儿的瞬间立即露出久违的笑容，可儿跟爷爷汇报了寒假冬令营愉快的生活，爷爷用最后的力气被扶上担架，回到家中。理智告诉我，这将是父亲在家最后一次过年。除夕之夜，为了使操劳的母亲得以休息，我亲手做了一桌年夜饭，父亲坚持着上桌坐了十分钟，算是与儿孙们一起度过了除夕。
初一一早，我就劝父亲尽快回到医院治疗，父亲同意了，表示要在我回京前继续住院。母亲尚有一丝犹豫，她知道离开家门再次住院意味着难以再回到这个温暖的家。第二天上午，当我决定送父亲住院时，父亲已经呼吸困难，120急救车将父亲送去重症监护时，他已经到了弥留之际。恶性肿瘤已经彻底破坏了父亲的肺功能，即使吸氧也难以供应心肌和血液，呼吸衰竭了。父亲依然能够听得懂我们的呼唤，但已无法用语言回应，只能深情地望着我们，眼中不时滑落出泪水。我紧紧地握住父亲的手，祈盼奇迹的出现，可儿也赶到医院用她温暖的小手抚摸着爷爷的脸，为爷爷擦拭眼泪。不想让可儿继续看到这残酷的一幕，匆匆地将可儿送回家中。经过5个多小时的抢救，奇迹没有出现，仪器上所显示的心率波动最终呈现了水平的直线，父亲流下最后一滴泪水，心有不甘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带走了一生中的欢乐与悲伤、幸福与失望。
（二）
父亲出生于1932年6月，在八十年的人生岁月中，父亲经历了满洲国、光复、内战以及土改、反右、文革等中共建政后的历次运动，饱经了人世间的冷暖沧桑。也许是过于沉重，父亲很少主动与我谈起过去的经历，许多往事是奶奶告诉我的，但在与父亲的多次交流沟通中，还是能够串起老人在上个世纪的坎坷人生。
父亲早年毕业于国立长春市第一高级中学（国民政府吉林省立长春高级中学），就是现在的长春市实验中学。父亲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尤其是数理化，确实达到了“走遍全天下”的水平。作为留苏预备生当之无愧，也完全可以与被毛泽东称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人一起在莫斯科学习，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成分太高，这个梦想没有实现。同样的原因，即使后来考取了哈军工大学（今国防科技大学），也没能顺利地读下来。在极左的环境下，血统论毁掉了一代人，并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延续着。血统论像一座大山压的父亲喘不过气来。记得我在小学时每逢填写各种表格时，必备的栏目有“家庭出身”、“本人成分”，每次填表到此，父亲拿着笔迟疑再三而落笔沉重，他怕那座无形大山将他的儿子也压在下面。记得八十年代，我上大学之后，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在爸爸的柜子里发现一张发黄的报纸，是五十年代登载着周恩来讲话的一张《人民日报》，这是一份关于教育青年人不唯成分论的讲话。可以看出多年来父亲的内心的压力与希望，一种渴望改变命运的希望。但是父亲可能没有认识到，在那个时代，那种讲话有多少属于口是心非的谎言，属于愚弄人民的说教。
刚刚走上社会的父亲无奈地凭借自己的知识，最初担任长春市商业干部学校的数学教员，其数学功底获得了学生的广泛赞誉，甚至在我读中学时还能帮助我解答几何难题。后来，父亲被调入长春市百货公司办公室做秘书，负责文字工作，由于父亲的文笔和书法都很过硬，很快又被选调到长春日报做财贸记者，长达20多年，他所写成的通讯和报告文学达百万字之多，并因此在文革后被授予高级经济师的职称。那时的通讯报道完全是手写，我小时候只记得父亲在桌前不停地写，蓝钢笔写，红墨水改，最后再誊写干净交稿。一本本稿纸记载着那个年代，也记载着父亲的平凡人生。
父亲矢志不渝地追寻共产主义，那是他们那一代人头脑被净化后唯一的精神追求。父亲虽然热衷地追求共产党，但多年不被接受，而追求这种接受是要获得一种认可，是一种从血统论中挣扎后的喘息和安慰。其实党可能并不需要如此真诚的人。在长春日报社忘我工作了20年，同时也接受了党20年的考验。直到文革结束后，70年代末期，父亲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后来被调到中共长春市委工作，又赶上“年轻化、知识化”贯穿于干部组织工作，被血统论所毁掉的青春与学历又去哪里补救呢？50岁的年纪还在机关里做着一般工作是令人尴尬的事情，父亲只好到下属商业企业从事党务工作，先后任长春市化工原料公司党委书记、长春市百货公司党委书记。在向市场经济推进的改革过程中，商业批发企业恰恰是改革开放首先要改掉的环节，随着企业的所谓改制，父亲退休回家，最初连退休金都是拖欠的，直到后来有了社会保障体系，每月才能稳定地领取2000多元的退休金。父亲再一次为党的事业、为商业系统的改革做出了牺牲。然而，在2011年，父亲还委托过去的同事将党费交给过去的单位，而改制后已不存在的单位更是难觅党组织的踪迹。
（三）
父亲的一生是清贫节俭的一生。历经各个时期的磨难，他深知生活的艰辛与不易，勤俭持家，生活简朴，居安思危，不忘本色。父亲舍不得花钱为自己购置衣物，子女们买回来也舍不得，超过200元的东西都认为很昂贵。许多我淘汰的衣物他都保留着。我每次回家都给父母留下一点钱，但他们都积攒着，生活依然如故。后来，我们只能把各种用品买回来，他们才肯享用一些。
父母退休后，我曾尝试带他们旅游一下，浏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父亲从不接受。后来由于在广东和海南工作，我以看望孙女为理由劝说他们，他们才勉强接受，到深圳、海口、三亚旅行了一次，只住了几个星期又回到故土。记得10年前在深圳，父亲要到中英街和沙头角看一看，试图眺望对面的香港，这时我才明白父亲的心思。在我的再三劝说下办了港澳5日游，见到了回归后的香港和澳门，了却了一桩心愿。
父亲不愿意给我们添麻烦，更不愿意我们为他花费钱财，即使在最后住院治疗阶段，我们也没有告诉他昂贵的医疗费用，否则他很有可能放弃治疗。
父亲的一生是严谨正直的一生，他嫉恶如仇，心忧天下，保持了一份知识分子的良知；他工作严谨，认真负责，公道正派，从未在工作中谋取私利，并时刻教育儿孙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他严于利己，宽以待人，赢得了同志、亲友的尊敬；父亲喜欢清静，生前朋友很少很少。他看不惯许多现实问题，也不被现实所接受。他生性耿直又谨慎做人，既想融入体制内，又受到体制的倾轧，而没能认识到体制的真谛。
用望子成龙来描绘父亲可能还不足以表达他的心路历程。在我小学升初中的志愿填报时，父亲毫不犹豫的填写了长春市实验中学，老师很不理解，因为凭我当时的学习成绩完全可以去长春市更好、更著名的学校，父亲只是轻轻地说这个学校离家近。年幼的我当年尚难以理解父亲对我饱含的期望，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当年就是那所学校的佼佼者，他希望我去实现他当年没有实现的梦想。父亲用自行车将我送到考场然后去上班，我则考完后步行回家。那时的考试相对公平和严格，没有找人托关系一说。我只是每天清晨跑到学校门前等候红榜的张贴。半个月后，当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列红榜之首时，父亲很欣慰，但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兴奋，也许他认为这仅仅是个开端，也许他认为这是我应该取得的成绩。在随后的各种升学考试中，我一路过关斩将，免试、保送，直到博士研究生毕业，从没让父亲担心过、操心过。80年代的大学是不收学费的，每月几十元的生活费足矣。我利用寒暑假做一些家教工作，一学期的生活费就够用了，也为父母减轻了一点负担。
工作后，我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大楼里工作，在我自身感受中央银行的神圣与崇高之时，父亲也是那样的开心与自豪，每一次书信往来，每一次通话对父亲都是极大的慰藉。那时父亲已经退休，虽然北京长春之间并不遥远，但他只去过一次，是因我生病住院去看望我。由于工作繁忙，后来又远走南方，我基本上一年回一次家乡，看一次父母，甚至有一段连续几年不能回来过年，只好错开春节，另找时间回来给父母请安。每次回家，父亲都与我彻夜长谈，问我工作的情况、学习的情况、家庭的情况，问我外面的世界，述说他对社会的看法，也留下他反复的叮咛与嘱托。虽然我们有些观点并不相同，但我深知父亲的深情和勉励。我每次赶回长春对父亲母亲都是一种安慰，虽然父亲总是说你工作忙，不用往回跑了，家里放心等等，嘴上一再强调怕麻烦，但见到儿子的那种喜悦和踏实溢于言表。我内心很惭愧，我们每日忙忙碌碌，又忙了些什么？大千世界的滚滚红尘让我们每个人都疲于奔命，这些与父母的亲情与恩情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它们本身就不可比。
官本位是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父亲也没有能够免俗，而且由于自身的坎坷经历，对此格外看重。对我每一步的成长过程都倾注了他的全部希望，几年前，看到儿子成为厅局级干部时所流露出的喜悦也许是他人生梦想实现的一种写照，我希望父亲在这种荣耀中慢慢地安度晚年，我把光鲜的一面留给了父亲，而把仕途的辛酸与无奈留给了自己。母亲告诉我，我在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公仆在线》是父亲珍藏的宝贵财富，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播放一次，品味一番。然而父亲忘记了，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沿着权力的金字塔往上爬，绝大多数人都在这种爬行中止步了，在这种爬行中所付出的良知和代价，远远不是父辈们所憧憬的理想社会的内容。
在父亲生病后，我认识到应该尽可能多地陪陪父亲，以弥补多年的分离之歉。这以后的每次回家，没有了往日的喜悦，回家的脚步异常沉重，更多的是一种担当、责任和内疚。上次返乡正值春运，匆忙间只买到一张夜间的动车，相当于在车上坐了一夜。返乡的路途是辛苦的，可是没有这种辛苦时，才知道这种苦实际上是怎样的一种幸福。
过去回长春，由于工作和自身的原因，应酬比较多，直到返京前还有饭局，只好带上父母一起吃。后来父母年纪大了，每次离家前，无论酷暑还是严寒，父亲都将我送到门前，看着我上了车，目送着我远去。一个月前当我最后一次享受这种父爱时，才猛然醒悟，泪水夺眶而出，自己陪老人的时间太少了，原来泪水和誓言都不可靠，唯有这无言的相送才是世间最真挚的爱。
父亲走了。
在2012年龙年春节，在东北最寒冷的一个春节，父亲走了。
在2012年1月24日正月初二17时40分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深爱着他的家人，离开他无限眷恋的世界，享年80周岁。虽然我深知这是人到中年所必须经历的痛苦过程，但当它真正发生时，我还是感到无比心痛，一种凄凉、寒冷的感觉油然而生，恍惚间还有一些不真实的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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